我稱呼三民書局劉董事長「劉先生」，和稱呼我的上司中副主編梅新先生「章先生」是一樣的道理。和劉先生初識，不是因為書，不是因為三民書局的書，不是因為讀書、寫書、編書，而是因為傾聽。

跟著章先生工作的階段，不論是工作還是工作之外，總是有許多飯局，副刊主編的文壇守門人的身分，和許多作家、學者、藝術家、文化人吃飯，似乎是必要的。在那種場合，和許多長輩在一起，我只有傾聽和專心用餐，插不進嘴也接不上話。其間有一次我注意到劉先生身形瘦了一大圈，現場不好冒昧詢問，事後才知道原來劉先生因心臟開刀，生死關頭走了一回，當時我心想，還能這樣一起吃飯談天，真好。

有黛嫚守著

二○○二年冬日，寒流過後氣溫回暖一個午後，劉先生約我在書局附近的咖啡廳晤談。劉先生可能是第一次走進這個都會情調的連鎖咖啡廳，依他的習慣，是要到我家拜訪，但我住的遠，又不敢勞動劉先生，所以提議在咖啡廳碰面。劉先生對我說，他因為動過大手術，身體大不如前，無法照顧書局的每一項工作，想請我幫忙處理文學這一區塊的書籍，之前的「三民文庫」，每一本書都是他親自去邀來出版的，接續的「三民叢刊」後期是由編輯負責，由於對文學作品的見解並不一致，於是風格不大統一。

文學是我的專業，如果只是推薦文學好書在三民出版，甚至策畫文學方面的系列專書，我想我可以勝任。我只是驚訝，雖然和劉先生見過很多次面，也相識了好幾年，卻沒說過多少話，他對我的認識應該很基本吧，怎麼會把這麼重要的工作交給相知不深的人？劉先生說，他和梅新主編是很談得來的好友，他曾問梅新主編，他經常在外頭參加活動、開會、邀稿等等，辦公室的例行事務可有人處理？梅新先生輕描淡寫的說，「有黛嫚守著」。因為我是章先生的得力助手，劉先生毫不猶豫邀請我加入三民編書的行列，基於這個理由，我當然義不容辭。

邁向多元出版

這段期間，一些和三民淵源不深的人，在我的引介下在新企畫的系列「世紀文庫」出版，譬如京夫子寫中海南秘聞巨著的最後一部《重陽兵變》上中下三大冊，為他這一系列寫作畫下完美句點；譬如嚴歌苓的第一本英文小說的中譯本《赴宴者》，在台灣出了繁體字版，後來出簡體字版本時，據說首印就是五萬本；還有散文大家琦君唯一授權出版的傳記《永遠的童話》由散文家宇文正執筆，是喜好及研究琦君的人必備的參考書籍；又如台灣電影界的國寶，李行導演的傳記《李行的本事》，為台灣電影的歷史提供了詳實的見證……

由於台灣的文學環境邊緣化的狀況始終沒有改善，文學好書不多，銷售也很困難，於是我建議減少「世紀文庫」的出書量，另闢「文學流域」，出版了許多結合文學作品與語文教學的系列叢書，如《台灣現代文選》、《散文新四書》等，到現在都還有許多學術界的同好選用為教材。此外也為兒童和青少年策畫了一些套書，如《我的蟲蟲寶貝》、《小說新賞》等。

聽劉先生說話

出版好書，和讀者、作者有良好的互動與交流，固然是一向從事文學傳播工作的我十分愉悅的經驗，但特別要記上一筆的，卻是這段期間，我經常有機會聽劉先生說話。

劉先生請我主持書局的文學出版這一塊，就充分授權，除了一些關鍵決策的事和劉先生商量之外，劉先生總是說「你去做就是了」，展現了完全的信任。也因此每個月一次到兩次我向劉先生說明工作進度，總是三言兩語就講完了公事，接下來劉先生藉由溫藹地詢問我的家庭、生活狀況而帶出一些他對人生、時事的看法的話題，每每聊得欲罷不能，總要王祕書來提醒，「已經十一點半了」，才匆匆結束談話，下回再續。

我從這些談話中，認識了一個從小離開家鄉，流離顛沛的小孩，如何在這個異鄉奮鬥，發展出三民書局這個龐大的事業機構；那個當年收留他的本省阿嬤，讓他在台灣立定腳根，他始終感念在心，此後劉先生照顧阿嬤到阿嬤終年；還有許多劉先生和作者之間的美好情誼、互信互諒，其中的點點滴滴都體現了中國的傳統價值。

我和三民在一起

一位文壇好友曾對我說，三民書局的劉董事長是一座寶藏，關於台灣這一甲子以來學術界的人與事，尤其是文法政學界，劉先生知道許多歷史淵源與掌故，如果能口述記錄下來，是非常珍貴的出版史料。這段話的意思是，三民書局是台灣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劉董事長也是。

二○○二年，我曾經為台北市文化局策畫一個「向資深出版人致敬」的活動，把劉先生和三民書局的價值展現出來，贈獎典禮劉先生因故沒有親自出席，卻寫下了這段文字，「投身出版五十年，我常常是傻人做傻事，一些別人認為不能賺大錢的工作，我卻樂在其中，未來也仍將如此。我不求名，不求利，只希望能對國家社會有些微薄的貢獻，讓大家都知道三民書局，對三民書局讚譽有加。」

三民書局已經度過了六十個年頭，未來還有許多個十年，我為三民所做的事實不足道，應邀寫這篇文章，只想表達我的感恩，以及很自豪說地出這一句，二○○二到二○一二的這十年，我和三民書局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