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奇獎地位如同諾貝爾獎。二○○○年億萬富翁克魯奇捐款七三○○萬美元給國會圖書館，成立學術中心和其他計畫。克魯奇獎就是其中之一。這個獎特別頒給在諾貝爾獎不包含的領域--譬如歷史、政治學、社會學、哲學、人類學、宗教、語言學等有傑出貢獻者。

今年共有兩千餘人提名角逐克魯奇獎，最後決定獎落誰家的是國會圖書館長畢靈頓。頒獎典禮將於十二月五日在國會圖書館舉行。

國會圖書館說，七十六歲的余英時是「在中國和美國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知識分子」，余英時是普林斯頓大學史學和中文榮譽教授，望重士林，從儒學到現代世局，無所不精。

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大學家中接受訪問時表示，他對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結合宗教和世俗的現象特別的留意。余英時說：「較諸西方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有他們的道德、政治和社會目的。」余英時最近的新書係探討十二世紀的大儒朱熹，將朱熹和多馬‧阿奎那（Thomas Aquinas ）做比較。

余英時著作等身，《朱熹的歷史世界》是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退之後首部完成的鉅著，捨棄陳說，另闢蹊徑，直接進入朱熹的歷史世界。果不出所料，獲致不同凡響的成果，結構「序中有序」、「書中有書」，初閱者彷彿踏入無盡寶藏的迷宮。但若明白「知人論世」是余教授撰述這本書唯一的指導原則，便不難拾階而上，窺其堂奧了。

而他的中國情懷更不是一種帶著排外意味的傷感懷舊情緒，而是一種對中國人苦難的悲憫。研究中國歷史是一生志業之所在，對他來說，絕不「只是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而是「一個千載後的子孫來憑弔祖先所踏過的足跡。」

告別美國教職生涯時，余英時回顧數過去數十年如一日的治史經驗表示，他的文化觀點出自中國，他尊重以人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尊重的價值；與此同時，他也信仰西方人權、自由等普遍價值。他認為，中國今後的前途就在於如何選擇價值、理解世界。

「我一直希望，將中國傳統講仁道、尊重人的尊嚴與價值，與西方講人權、自由、開放社會相互配合，使二者相輔相成。我不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都是負面，無法現代化，也不認為中國文化都是好的。要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根源，進一步與其他文化相融合，截長補短，取菁去蕪。」

在美長春藤盟校教學近四十年，先後在密西根大學四年、哈佛十一年、耶魯十年、普林斯頓十四年，二○○一年退休最大感想，就是完全自由了。

「教書四十年，現在可以自由自在做我一直想做，但過去沒時間做的事。這是第一次獲得充分自由。我的知識太缺乏，退休後要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書。」

他原想兩年前就退休，但普大禮遇，延到二○○一年。說是退休，其實工作沒完，還有學生的論文沒完成，需要指導

；欠的許多文債，包括文章及書，都要還，譬如英文劍橋中國史等，在未來一、二年內得趕快還清。

「很慶幸，在美教書生涯中，沒有感覺華裔受壓迫的情形，可能我都是在校園中，校方眼光都開闊些，較少偏見，所以基本上感覺很愉快，一直很自由、愉快地教書與做研究。」令他印象較深的是一九六八年在哈佛，當時反越戰風潮洶湧，他參與了哈佛教職員抗議大會，情勢火爆，很像一九四八年、四九年中國大陸變色、國民黨政府被推翻前夕學生運動的情況。

在美近半世紀，最大感受是，自己是從中國來的，文化觀點出自中國，研究中國，身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國的，另外百分之十來自所受的西方教育及其它世界性文化。世界上有兩種東西，一是民族文化，一是普遍性價值，二者都不能夠否認。

「研究學問最重要是要走自己的路，很多時候我也是自己摸索，自己找路。中國一句老話，先生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他認為現代的青年學者要先接受好的學術訓練，要能獨立思考，不要隨波逐流，不要怕孤立，但也不要故作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