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上映的電影《投名狀》，以洪楊之亂（即所謂太平天國運動）為背景，使觀眾對於那場浩劫獲得了若干直觀的感受。然而還原歷史，此亂對於中國文化的摧殘，更值得注意。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清學之發祥地及根據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亂，江浙受禍最烈，文獻蕩然。」梁氏所言，確為實情。

江浙自南宋之後，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重鎮。清代以降，顧炎武、黃宗羲諸大儒皆起於江浙，被視為清學之開山祖。其後學者輩出，人文薈萃，惠棟、錢大昕、邵晉涵、王念孫、阮元諸學人，浙東、常州諸學派，皆可謂彪炳清學史冊。而且江浙藏書極富，《四庫全書》所依據之底本，多半為江浙藏書家所進獻。為表彰其功勞，清高宗特命將《四庫全書》另抄三部，修建文匯、文宗、文瀾三閣以儲之，准許江浙士子赴閣觀書。

誰料數十年後，竟遭遇洪楊之亂，使江浙文獻凋零殆盡。西元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軍攻占南京，數日後，鎮江、揚州相繼陷落，文宗、文匯兩閣之藏書付之一炬，片紙無存；一八六○年五月，常州、蘇州陷落，江蘇南部落入太平軍之手；一八六 一年，太平軍進逼浙江全境，金華、寧波、紹興相繼陷落，是年底，太平軍攻入杭州，文瀾閣之藏書損毀過半。

然遭此浩劫者，遠不只四庫之「南三閣」。太平軍所到之處，碩儒名士罹難者既眾，而諸家之藏書亦多遭破壞。朱蘭（一八○○~一八七三年）在其家鄉餘姚（屬紹興府）被攻陷之次年，曾提筆寫道：「亂後圖書經浩劫（原注：天一閣書經兵火，已散失無存，余家藏書畫亦被毀），死憐手足聚荒阡」（《補讀室詩稿》卷四‧〈悼范蓮士〉）。

寧波天一閣乃江浙最富盛名的藏書樓，北京故宮之文淵閣即仿其而建，經洪楊之亂，閣中古籍善本頗多散失。朱氏後又有詩曰：「傷心讀〈喪禮〉，轉眼毀書巢（自注：寄存張氏勵志軒書籍，自壬戌九月十二日賊擾姚鄉及悅來市，焚毀殆盡，張盧亦被毀）」（卷五‧〈自題花間補讀圖〉）。當時江浙詩書禮樂之家，多遭盧毀書亡之厄，於此可見一斑。

至於士人所遭受之心理創傷，更是經久難癒。顧森書（一八四一~九○四）在亂後回到家鄉金匱（屬常州府），曾寫有〈里門述感〉，其中一首曰：「舊時書舍柳成陰，劫後歸來何處尋。焦土一場痕歷亂，荒城六月氣蕭森。身如再世親朋少，情未中年哀怨深。離卻異鄉仍似客，借巢莫定惜歸禽」。（《篁韻盦詩鈔》卷一）

一八六四年七月，清軍收復南京，洪楊之亂基本平定。此時顧氏僅二十三歲，正值青春年華，然目睹家鄉衰敗肅殺的景象，竟生出「情未中年哀怨深」的感慨。而這場曠日持久的動亂，更將讀書人心中的孔孟之道摧毀殆盡，使其深陷迷茫，不知何去何從，乃至發出「無枝可依」的哀號。迷茫過後，當時學者多如梁啟超所言，「轉徙流離，更無餘裕以自振其業，而一時英拔之士，奮志事功，更不復以學問為重。」眾人開始熱中於「經世致用」，無暇於純學術的研究，「為學術而學術」之精神不復存在，清代學術從此走上畸形發展之路。

更可悲者，面對洪楊之亂與江浙文獻的凋零，清代諸賢處動盪之際而無暇言之，國朝諸君又拘於「革命」之義而不便言之，致使真相久而不彰，令人好不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