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焦山佛學院讀了近三年，本來可以順利畢業，但為了院長東初法師，我提早離開學院。師父問我做何打算？我當時也沒有地方去，不過忽然想起大覺寺，說要回到祖庭禮祖。師父很高興說：「你到棲霞山來，我帶你回去。」

師父帶我回到宜興大覺寺後，宜興教育局任局長有天來看師父，他知道我從南京回來，就說：「這裡有一個國民小學，你來做校長。」我一聽，覺得人生好像從此將起飛一樣，心裡無比歡喜。但我一點經驗都沒有，不過沒有關係，那時膽子也大，我想應該可以勝任，就趕快寫信請在南京的同學，買了些教科書參考。

不過國共內戰爆發，白天國民黨的軍隊武裝整齊，前來要我幫忙剿共；夜晚共產黨的游擊隊來了，要我提供國民黨駐紮的情報。可憐的我，初來乍到，對於偏僻鄉村的道路都還沒搞清楚，也還不認識什麼國民黨、共產黨，不過我心裡很明白，這是很嚴肅的問題，一個不小心，就會送了小命。

這時智勇法師仗義前來學校，給我打氣，並幫助我編《怒濤月刊》，因為我們感於佛教太守舊，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頑固、執著、鄉愿，我們希望透過辦雜誌，能藉助文字的力量來改革佛教，為新佛教的理想大發獅子吼。因此當《怒濤》一出刊，就如「洪水猛獸」般震驚佛教界。好在那時我們是在宜興偏遠地區，不致於招來佛教人士的攻擊。

徐蚌會戰失利，南京戰局不穩，智勇法師花了幾個月召集「僧侶救護隊」正想付之行動，誰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務，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後，就求救於師父志開上人。師父說：「你們要救護傷亡，必須經過軍隊訓練！」於是便委託宗仰中學董事孫立人將軍幫助我們，我們因而得以順利成行到台灣。臨行，師父請我吃飯，並給了我二十塊「袁大頭」。

後來我在台灣，因為報戶口、領身分證時用「星雲」這個名字，覺得改了名字對不起師父，一直沒有連絡。直到民國四十一年才寫了封信，連同我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寄給他。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說：「佛傳收到，不必來信，好好弘法利生。」

後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算鬥爭，遊街示眾，畫地為牢，想必是經過很大的折磨，不幸在民國七十六年左右逝世。等我民國七十八年返鄉探親，他已往生二年多。

想到當年師父把我付諸十方，讓我得以在教下、律下、宗下等各大叢林道場參學，親近諸方大德長老，並且走上弘揚人間佛教之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