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進復興劇校的那一天，吳興國的母親哭得唏哩嘩啦，每向前走兩步，就回過一次頭，和他揮手。

那一年，十一歲，剃個小平頭，白襯衫、卡其短褲，直愣愣地站在校門口，目送母親離去。她是個美麗清瘦的女子，一頭長長波浪的黑髮，配上一身婀娜多姿的絲質旗袍，小時候黏在她身邊幫忙捻菜根，經常聽她用甜美的嗓音幽幽唱出：「手拿金鳳凰，我抬起頭來想一想...」。

母親把他送到「復興劇校」，不只因為在華興小學唱聖詩時，曾經獲得聲樂老師不斷的誇讚，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必須找到工作才能獨立撫養吳興國和哥哥。從華興育幼院到復興劇校，對命運充滿怨恨，和母親是如此相愛，喜歡為她綁辮子，夜晚拉著她的髮辮才好入睡。媽媽唱著歌，所有的愛和語言都在她的歌聲中，但是，母子總是聚少離多！
 
在師長和同學面前，吳興國非常緘默，越緘默，就越害羞，越害羞就越自閉，越自閉就越自傲！他的骨氣硬，小時候寄人籬下，不喜歡別人瞧不起，練起功來那樣地拚命，一方面也因為怕想家，另一方面不想人嫌棄我；每天從天未亮就被打醒，追趕在太陽還未露臉之前，必須跑上山去吊嗓，山下的豬啊、狗啊、山羊啊，跟著稚嫩的嗓音一起合唱，此起彼落。

毯子功、基本功、把子功，是上午必須完成的課程，下午學戲，晚上演戲，沒戲的時候就上一般教育學科的課程。

當然，坐在教室裡，同學們通常都是打瞌睡流口水的時候多。被選中武生行當，更重視功底，除了平常訓練外，也趁黑夜起床悄悄地練功。剛進劇校的那一年，練拿頂，腳在上、頭在下，二十分鐘堅持不下來，一邊拿鼎、一邊想家，從臉上滴落下來的那鹹鹹的滋味兒，已分不清是汗，還是淚。

沒有父親，也不知道父親的長相，多少就把教戲的老師都看作是父親；他們全是嚴父，粗粗厚厚的棍子握在手上，稍不留神，一大板子就打下來。對抗嚴父的方法，就是表現地更有尊嚴，這是在劇校的生存之道。
 
當兵的時候，吳興國在陸光國劇隊遇見了生平最嚴酷的師父，人人口中的周瘋子--周正榮師父。聽說他一睜眼就是聽戲、唱戲，一輩子愛戲如痴如瘋。陸光經常四處勞軍，不管官兵愛不愛看戲，這是例行公事，誰也不能違背。年輕演員常在司令台上馬馬虎虎、嬉笑怒罵，隨隨便便地演，但是這五位前輩，不管場地多惡劣，台下軍人多喧鬧，永遠投入、專注、認真，永遠是水準以上的演出。
 
記得有一次，在戶外演出，起大霧，司令台上面正演出《打棍出箱》，文武場看不見演員，演員也看不見演員，觀眾更看不見演員，但是，五位老前輩照演照唱，一板一眼十分精準，他驚呆了！震撼了！那種態度，那種專業的品質，對後生晚輩真是一種典範。

在這樣崇拜心情下，吳興國改唱老生並拜周正榮先生為師，這是台灣第一樁拜師的儀式。吳興國以為他很快地會把一生苦學的絕活教給自己，隨侍在旁、倒茶遞水，看他排戲、練戲，小小心心，就怕老師生氣。老師膝下無兒女，所以每週日中午，必會攜妻帶兒與老師相聚，周師母和老奶奶十分慈愛，每次必備美味的家常菜餚款待。過年，定行師生大禮，跪膝拜年。

漸漸，老師從言教、身教之後，開始教他唱戲。但在這同時，私下已和幾位年輕演員醞釀「革命」，《慾望城國》的構想越來越清晰，和老師之間在學戲中產生的摩擦越為加劇，猶記最後一次和老師的對話是這樣的--那是他第三次用棍子打，吳興國抓住了棍子，冷冷地說：「老師！我已經三十歲了，知道求上進，學戲一定要用打的嗎？」老師氣得渾身發抖，頹然放下棍子，頭也不回地走了。「我知道，這麼一來，等於是我們拔了香頭。」多年情同父子的關係全然推翻，直到老師閉上了眼睛，他都沒有再與他相認。
 
和妻子一起奔馳了十五年，曾經在兩年前落馬一回，療傷後重新出發，比當年《慾望城國》首演時，更加令他心驚膽戰。目前合作的夥伴都是二、三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一次一次告訴他們：「年輕人啊！要謙虛啊！要努力啊！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心靈吧！」
　　
這些話隨著年齡的增長，越說越多，吳興國看到京劇的危機，每一位同行都要有「夸父追日」的精神，才能與時代賽跑，毀滅是為了創新，創新是為了傳承，所以，傳承不是全盤的沿襲，傳承會帶來毀滅，毀滅也會帶來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