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最悲慘的故事之一，恐怕就是希特勒屠殺了難以計數的猶太人。在著名小說《安妮日記》裡，或是著名電影《辛德勒名單》裡，描繪了當時猶太人命懸一線的遭遇。凡是猶太人都被造冊管理，出門規定必須掛上臂章；住家也被塗上了腥紅標誌。這意味著，隨時隨地，他們都可能被納粹逮捕，裝上大卡車，運往猶太人集中營。

到了集中營，更是家庭骨肉拆散，或早或晚，各自送進毒氣室。他們心臟停止的那一秒，甚至不知親人的下落，也無法告別……

就在風聲鶴唳、朝不保夕的日子裡，猶太人用盡一切辦法活下去。逃走！是他們共同的希望。雖然當時美國也接納猶太難民，但配額十分有限，若按號碼排隊，非三、五年難以入境，但是他們何來三、五年可以等待？

此時竟然有一個地方，不需要旅行許可；不需要入境簽證，無條件接納歐洲的猶太人，那就是日本軍隊占領下的上海。

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前後約有一萬八千個歐洲猶太人，大部分來自德國，以難民身分，在上海落戶。三分之二住在上海黃浦江邊的虹口區（日本租界），其餘分散在英國與法國租界。

其實，早在鴉片戰爭戰敗、大清王朝簽下五口通商的「南京條約」之後，英國的猶太人已經聞到中國這個古老帝國所蘊含的商機，他們在這裡開設洋行，從事貿易，因而獲致巨大財富。最有名的猶太富商就是沙遜，他建造的沙遜大廈也就是今天黃埔江邊的和平飯店，夾帶著傳奇成分，名氣遠播，想要入住和平飯店，必須兩年前預定。

當歐洲的猶太同胞每個人身上只允許帶十馬克，千里跋涉倉皇逃到上海，這些富有的猶太人伸出了援手，但由於人數眾多，生活仍然十分艱苦。據當時猶太人寫的書信記載，四十個人擠在一個房間；十個人共用一個臉盆；早上只能分配到一杯茶和一塊麵包。

這個時候，同樣是被壓迫的民族，中國人展現出民胞物與的精神，他們騰出一部分自己的住房給猶太難民住；在猶太人醫院還沒有建成之前，中國醫院搶救了不少猶太人的性命。大部分的德國猶太人不會英語，上海人也不會，他們漸漸發展出一種「洋涇」英語，作為相互溝通的語言。今天老一輩的上海人還記得一句兩句。

來到上海之後，衡度形勢，聰明的猶太人知道難民營非久居之地，開始設法尋找出路。有些人開起小店，賣家鄉口味的麵包或是醃製的紅甜菜等雜貨；有些人開了裁縫店或理髮店。還有人創立了猶太人的報紙，印刷猶太人讀的書。更有一些藝術家組成了樂隊，在租界區的俱樂部酒吧表演。當然，女性淪落為酒女舞女，男性變成投機犯罪分子的也司空見慣。

一度，他們居住的地區街道完全仿造故鄉，兩邊的商店都是猶太人開的，八成顧客也都是同胞。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建立了自己的領地，被稱為「小維也納」。

在上海避難期間，猶太人開辦了自己的學校，也誕生了一些猶太戰爭寶寶。在半個世紀後拍攝的紀錄片中，他們接受訪問，對於兒童時代在上海生活的片段仍有記憶。近年來也有一些人回到上海來尋覓幼年居住過的房子，以及就讀過的學校。

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些猶太人再度收拾行囊，離開上海。有的經過香港去了澳洲；有的到美國與親人相聚；有的則回到頹敗的歐洲重建家園。

如今，坐落在北外灘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紀錄了這一段歷史。紀念館原址為猶太人的精神聖地摩西會堂，裡面保留了猶太人在上海遺留的文物生活用品，還有以色列總理到訪時，留言感謝上海人民幫助猶太人度過難關的義氣。

在一個溫度很低卻有陽光的日子，我來到這座紀念館，鮮有遊客，略為淒清。看著一張張照片、一段段解說，我不想去追究希特勒為何如此偏執殘忍，只遙想當年本身飽受戰禍的中國老百姓，發揮了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幫助了猶太難民度過生死劫。泱泱大國的子民啊，我為你們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