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微子》記載孔子在周遊列國的途中迷了路，於是命子路去問哪兒有渡口，子路剛巧遇見正在耕種的長沮、桀溺，長沮一聽說孔子，便語帶雙關的調侃：「他應該知道渡口在哪裡啊！」桀溺也附和說：「如今天下大亂，就像洪水氾濫一般，誰能改變這種局勢呢？你與其追隨他，倒不如跟我們一起隱居。」

孔子聽子路轉述後，悵然而嘆：「如果天下太平，我也不必出來改變世局了！」

《後漢書．逸民傳》也記載荊州刺史劉表延請龐公出仕，說：「保全一身，哪比得上保全天下啊！」龐公笑說：「鴻鵠巢於高林之上，黿鼉穴於深淵之下；人也一樣，都只為了得個棲宿之所而已，天下不是我能保的。」

劉表接著問：「您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將來留什麼給子孫？」龐公答：「世人都留危險給子孫，只有我留平安給子孫，所留不同而已，不是沒有留。」

在滔滔亂世之中，高蹈塵外，漱石枕流，明哲自保，儉樸傳家是比較容易辦到的；孔子繫心天下，堅定淑世濟民的信念，雖處於舉世混濁，眾人皆醉的時代，卻能保持是非公理的清明，義無反顧，知其不可而為，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並不為子孫憂心財富，因此能樹立典範，得到後世永恆的敬仰。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從物種繁衍之道看待利他行為，說：「動物的行為方式一般是為了有利其物種的有恆性，因而才有對同一物種其他成員的利他主義。」

所以像羚羊遭遇虎豹攻擊而四散奔竄，在千鈞一髮之際總會有一隻勇敢的羚羊，回身撲向虎豹，自我犧牲以保全整個族群；然而人的一切行為，往往是在理性思辨後的抉擇，因此犧牲未必關乎物種延續，而是更高貴的道德情操使然。

《大集經》說佛陀累世為一切眾生修菩薩行：「慈愍一切苦惱眾生故，發大堅固勇猛之心，久修無上菩提之行。」強調的就是慈悲利他。這種精神在僧傳中隨處可見。

如《續高僧傳》載智顗禪師臨命終時，弟子問其往生品位，智顗回答：「吾不領眾，必淨六根，為他損己，只是五品內位耳！」

又《宋高僧傳》記希運禪師偶逢一僧偕行，途遇溪流湧溢，僧褰衣躡波，如履平地，毫髮未濕即達彼岸，還回頭向希運招手，希運指著他罵：「自了漢，我早知就砍斷你的腿！」僧乃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

再如《舊唐書．李訓傳》云唐文宗與宰相李訓等人密謀誅除宦官，詐稱金吾左仗院石榴樹夜生甘露，文宗派宦官仇士良一行前去查驗，不幸事跡敗露，文宗反遭宦官挾持，李訓見大勢已去，急奔到終南山宗密的草堂寺躲藏。

宗密掩護他，準備為他削髮，仇士良獲悉宗密窩藏人犯，便下令逮捕，要處死他，宗密遇此大禍卻怡然說：「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宗密因其悲心感人，於是獲得釋放。

裴休撰寫〈唐故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稱揚宗密：「遑遑於濟拔，汲汲於開誘……真如來付囑之菩薩，眾生不請之良友。」《宋高僧傳．宗密傳》完全根據裴休碑文，並系曰：「河東相國（指裴休）之論譔，所謂極其筆矣。」

白居易〈贈草堂宗密上人〉也讚美道：「少有人知菩薩行，世間盡是重高僧。」由於慧皎〈高僧傳序〉分辨高僧與名僧說：「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

若憑此標準來看，宗密屢入京城內殿說法，受賜紫袈裟，並敕為「大德」，就很容易受議論，因此白居易替他不平，說世人知道菩薩行的太少了。

這如同元明釋教劇《猿聽經》為了彰顯高僧解脫自在，而云：「俺這山林瀟灑，古寺荒涼，惟仙人可往，豈俗士能通？」讀者若疏忽不察，恐將錯認佛教漠顧民生，只知消極避世。

韓愈〈爭臣論〉言：「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事實上獨善或兼濟，往往不在於「得道」與否，而在於他的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