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公殉職的陸軍孫姓連長未婚妻，經過兩天的奔走，哭腫的雙眼及真摯的情感，使得謝揆也為之動容，以「基於人道考量」為由，准予「取精留後」，事件的發展可說是峰迴路轉，當事人心情由悲轉喜，還要大家不必為她擔心，她可以「母兼父職」，讓孩子健康的長大。

站在情的立場，行政高層政策大逆轉，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但以法、理層面而論，筆者不免有幾點質疑與擔憂：

一、死者是因指揮部隊移防而發生憾事，算得上為國捐軀，所以當其未婚妻提出「取精留後」的要求時，社會大眾偏向支持為死者留下忠勇之後，但假設同樣的場景發生在死刑犯身上，家屬那敢提出類似的要求？就算提出來，獲准的機會恐怕也很渺茫。

法律的執行貴在一致性與安定性，今天因一時的感動而開先例，他日遇到類似的申請案該如何處理？衛生署一句「個案處理」，標準何在？「人道與人權」難道能因犯罪與否而有差別嗎？

二、畢竟孫連長與未婚妻尚未完婚，若完成人工受孕進而產子，必然是非婚生子女，就算經法院確認血緣關係之訴，仍無法改變孩子沒有父親的事實。

雖說當事人說，孩子日後有雙方家人，加上孫連長同窗、同袍的照顧，孩子會有一堆「乾爹」，不會成為沒有爸爸的小孩，但筆者卻不敢天真的如此認為，畢竟父親的愛和角色是無法取代的，其他的人或許可提供物質或時間上的協助，但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要照顧，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孩子還是得面對沒有父親的事實。

孩子到成年要漫長的二十年，誰有權利現在就把他的人生定位在「健康快樂」？當他進入幼稚園或小學時，看到別人的父親參與學校活動，他會快樂嗎？說不定當他進青春叛逆期時，還會因自己的特殊遭遇而忿恨不滿，而誤入歧途成為社會負擔。不論如何，這個孩子成長的路，肯定會有殘缺與遺憾。

三、孩子生下來後，依據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五條第二項，生母無須認領即為婚生子女關係，成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又依據民法第一千零八十八條，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因繼承、贈與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有使用，收益，甚至於處分之權。

如果未婚即可「死後取精留後」成為慣例，可能會出現「道德危機」，有心人可鑽法律漏洞，等生孩子後接收屬於未成年子女的大筆遺產。

因此筆者認為，情緒上一時的衝動，影響所及將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家庭所能承擔或預測，如此人為的創造一個生命，還為其預設未來，風險實在太大了。

所以不論從法律、道德或是人格發展層面，主管機關對「取精留後」的申請案，必須要堅持原則審慎把關。高明華（高雄市／商）

取精留後」事件的關鍵問題，厥為對同一件事以前認為不可，現在卻因謝揆長廷的說項，而全面推翻原先的認定，充分暴露「人治」色彩、欠缺法治精神，這將動搖法治國家講究的明確性原則。

猶記半年前，一位日商在台北不幸墜樓身亡，其配偶曾請求相關單位能「法外開恩」，但終未獲「恩准」，但僅相隔數月，類似案竟有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難免予人「兩套標準」的感覺，無法樹立法的威信。

筆者並非反對謝揆同意孫連長未婚妻的請求，而是在主張政府從事各項政策作為，應該保持一貫性，避免前後矛盾，尤其是作成第一個決策時更要格外慎重，才能使各部門日後有所遵循，以落實平等原則，而非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
朱文心（台北市／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