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因公殉職的孫連長未婚妻李小姐積極「取精留後」的舉措，社會輿論借箸代籌地為孫連長的孩子在出生後，將面對沒有父親等種種現實的設想，顯現當今「父系社會」的生殖主體價值觀，在理性且現實的生殖目的背後，李小姐取精生子的決定，毋寧視為感性的「母系社會」思維，但在理性與感性間的選擇中，輿論出發點更傾向《孟子．離婁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以傳遞香火作為體現孝道的最高原則，也使取精留後成為對醫學倫理挑戰的開始。

謝揆以人道優先與「法律空窗期」為原則，指示衛生署為孫家打開善門，以個案處理滿足社會的要求，卻衝擊到醫學、生命倫理形而上的辯證與判準。

  輿論認為法律不外乎情理法，當李小姐哭倒法律長城開出「孫連長條例」後，更打開生殖科技衝撞生命倫理的潘朵拉寶盒，神話中的潘朵拉盒還有「希望」可以安慰人類，但是生殖科技的潘朵拉盒打開後，帶來的卻是人類是否能承擔造物者角色的嚴肅課題。

在無法得知死者的遺願，任憑生者的追思化為創造生命的力量，是否僭越亡者的意志？當生殖無須經過夫妻的主觀及自由意志，道德、風俗與法律的規範不再有約束力時，生殖意義不再只有形而下的單純繁衍後代，更必須面對繼承、撫養、財產等法律規範的權利問題，當人類倚恃生殖科技作為創造生命的利器時，應捫心自問，人類是否能取代造物者的角色，恰如其分地創造生命？

人類不能圓長生不死的夢想，只能消極地透過繁衍後代作為延續生命的手段，因此衰老使人感傷、死亡令人悲傷，但當科技消極地協助夫妻治療不孕，而非透過人工生殖技術創造生命，當激情使醫學科技成為死者繁衍後代的工具時，創造生命是一種喜悅？或是以展現自我意志與權力宰制生命？

如今的「因人設事」，將來對法律、醫學的立法精神與規範無法自圓其說，勢所難免，當人類僭越造物者角色時，生殖科技帶來的是恐怕是對生命的衝擊及倫理與道德的崩解，除非我們能以更謙卑的態度與嚴肅的心態面對生命，否則醫學科技將無情地地宰制生命的產生與毀滅。

在兩性平等的時代，「留後」的包袱顯得沉重不堪，與其執著於生育，不如化小愛為大愛，代替孫連長照護更多孩子，豈非美事一樁？而積極避免意外發生造成更多破碎家庭，恐怕才是爭論取精生子議題的首要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