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以來，大學逐漸被塑造成知識的殿堂，上大學成為學術洗禮、階級進陞的必經儀式，起著聖典性的符號作用。它跟一般職業訓練場不同的是豐厚的學術文化與知識分子的理想性格，所呈現的人文涵養、深度思維與批判精神。

二十世紀末在「後現代的轉折」（the postmodern turn）下，「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s）的合法性日益衰微，客觀性、普遍性或真理性的知識宣稱受到激烈的挑戰，不管是洛克（John Locke）、康德（Immanuel Kant）、胡賽爾（Edmund Husserl）、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知識傳統，或康杜塞（Marquis de Condorcet）、馬克思（Karl Marx）、派深思（Talcott Parsons）的理論經典，皆逐漸失去其權威性，所謂知識不再那麼理所當然，大學的知識傳承變得紛雜與不確定。知識世界去合法性、去中心化的結果是造成「眾聲暄嘩」（heteroglossia）、百家爭鳴。作為大學生，當「認知主體」（knowing subject）的自我形構（self- formation）尚未完全時，很容易落入知識的無政府主義或犬儒主義的陷阱，不是學習變得徬徨無依，就是嘲弄、踐踏知識，而更多的是形成狹隘封閉的殘缺主體，養成自以為是的習性。

因此，很多人在多元的社會裡頭，卻仍然生活在一元的世界，呈現一元化的簡單思維，於是這社會常常存在眾多獨立不相融合的聲音與意識，各唱自己的調，各說自己的故事，並且只欣賞自己的旋律，只信奉自己的上帝，整體的生命空間並未因社會開放而拓展，反而在否定、批判、矛盾、對立與衝突的過程中，在「差異的新文化政治學」（The new cultur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挫敗中，退回穴居的時代。

這種多元社會一元世界的弔詭，有時是個人思想的偏執，更多時候是霸權文化的迷惑。優勢文化往往具有宰制的侵略勢力，當我們的教育體制是仿造，甚至再製西方優勢文化時，就不難想像我們是如何成為西方後殖民主義的一塊屬地了。造成這個社會形式多元，背後仍然受一元霸權的操控，這就是邊陲的宿命。當代英國著名社會學者紀登士（Anthony Giddens）在其《現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一書的扉頁，摘錄保羅‧利柯（Paul Ricoeur）在《歷史與真理》（History and Truth）裡的一段話：「當我們發現世界是多元文化的存在，並且又不得不承認最終仍然是某種文化壟斷時，不論這種壟斷只是幻覺或是真實，我們都會為自己發現的幻滅感到恐慌。」因此為建構開放、多元、完整的認知主體，為避免自我世界無限膨漲，也為脫離後現代殖民的人格屬性，我們急切需要一個具有尊重、寬容、開放、對話、反思意識的學習空間。讀書會最大的功能是創造理想的言談情境，讓對話在平等、寬容、心無罣礙的狀況下進行，讓知識與思維減少被宰制或自我矇蔽的可能性。讀書會是閱讀的團體，更是對話的場域，這種閱讀與對話是將自己坦露於大眾面前，提出邀請，將文本置于更廣泛的語意；容許他異性（otherness），進而讓對話真正進入文本的核心。簡而言之，讀書會的對話強調的是跟文本對話、跟自己對話、跟他異對話、跟霸權對話，因而拓展自己生命的視野與格局，完整「認知主體」的建構。

在巴西成人教育家弗雷勒（Paulo Freire）的概念中，對話要建立在愛、謙卑和信心的基礎。弗雷勒強調說話並非少數人的特權，而是每一個人的權力，但唯有建立在愛、謙卑和信心的對話，才能形成相互信任的水平關係。愛是愛自己、愛他人、愛世界，如果不愛世界、不愛人們、不愛生命，對話便失去依歸；如果沒有謙卑，對話即會破裂；而信心更是對話的先驗（priori）要求，要認為自己有能力改變、創造世界，否則對話便失去其目的性。雖然對話的本質是「話語」（the words），弗雷勒認為話語並非只是對話的工具，其構成要素是反思（reflection）和行動（action），兩者並相互影響。他說如果沒有真實的話語即非「實踐」（praxis），也就無法改變世界。因為缺乏行動的話語，將淪為「口語主義」（verbalism），盡是高來高去空口說白話；而行動若缺乏反省，亦將淪為「行動主義」（activism），只是為行動而行動，容易被人役使。他認為人類的存在並非沉默，但也不能以錯誤的話語（false words）滋長其存在，唯有運用真實的話語（true words），人類才能改變其世界。

在教學的經驗中發現，有些大學生常常誤解或簡化批判的精神或真義，以為批判只是單純的否定或反對，事實上，太強調批判、否定，沒有尊重與寬容，彼此權力相同就很容易變成對罵的世界，權力不等，就形成壓制的霸權社會。一個有權的人，又自認為代表知識真理或道德正義的一方時，那是相當恐怖的，就像語言學家瓊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流氓國家》（Rogue States）所描述的美國一樣，具有強大的殺傷力。所以為什麼房龍（ Van Loon Hendrik）在《人類的解放》（The Liberation Of Mankind）一書說：有權勢的人最重要的道德就是寬容，寬容正是我在推動讀書會時所強調的基本道德之一，因為寬容才能匯聚百川、圓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