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學術界人士再度發起連署，要求總統候選人針對台灣高等教育的「五化」問題提出對策，所謂「五化」是指：行政管理指標化、世界百大排名化、評鑑指標殖民化、本土人才焦土化、大學生程度中學化。他們在連署書中指出：

高等教育的「五化」

「評鑑指標殖民化與本土人才焦土化，指的是隨著大學評鑑與追求頂大政策，引進一套以發表英文期刊論文（如SCI、SSCI與A&HCI期刊論文）作為學者最高學術成就指標的方針，造成各大學力拚研究數量，對改進各科基礎教學，以提升知識能力日益下降的學生之程度更有嚴重影響。更嚴重傷害大學中人文社會科學的推動與文化傳承，造成從事本土與非歐美（如日本）文化研究的學者被邊緣化與汙名化，或被迫為學術殖民而努力投稿。也導致許多人更無心且無暇關注本土文化傳承與現實社會問題。大學教授們普遍與社會疏離，甚至為了力求研究表現而與學生疏離。簡言之，五年五百億只『買』到教育部自豪的論文成長率，耗費大量國家資源卻無助大學正常發展，大學教授淪為論文生產工具。」

三黨總統候選人對於這個問題不僅只是束手無策，而且是置若罔聞。事實上，學術界人士連署要求政府正視「五化」問題，並不是頭一回。教育當局的「標準答案」，若不是推託說：香港、韓國、大陸等亞洲地區也都實施同樣的評鑑辦法，便是表現出一副從善如流的姿態，請教「各位有更好的評鑑標準，請儘管提出，我們一定照辦」。

中科院的「一、三、五」

針對這個問題，是不是真的無計可施？今（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六至十八日，我參加了中國科學院心理學研究所在內蒙古呼倫貝爾首府城市海拉爾舉辦的一場小型研討會。中科院心理所副所長張建新在會上指出：中科院新院長上台之後，不再硬性要求以發表SCI論文作為評鑑研究人員的唯一標準，而改所謂的「一、三、五」政策：「一」是要求每一研究所作好「自我定位」，所內人員必須經由協商，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自行提出「三」項將來要致力研究的「突破點」，以及「五項」具有發展潛力的「成長點」，由院方提供必要的資源，全力協助各研究所達成目標，五年後評估具體成果，再作必要調整。

整體而言，這個發展方向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們必須清楚地承認：對於兩岸三地以及其他亞洲國家而言，所謂「科學研究」根本是西方文明的產品，是由外而內移植進來的。這種異質文明的產品，要想在本土文化中落地生根，必須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歷程，由能夠掌握科研精髓的少數菁英帶領，找出其研究領域內有待解決的重大問題，設定「突破點」和「成長點」，匯聚資源，群策群力，全力攻堅。

勇於反省的第一步

這種作法跟德國科研尖端機構Max Plauk Institute以及日本早期的「講座」制度較為接近，但跟目前中、港、台模仿美國的作法卻大不相同。更清楚地說，這種「個人主義」式的搞法，是假借「尊重學術自由」之名，進行「全盤西化」式的橫向移植，每個人依照自己受過的學術訓練，自行找尋研究題目，向國家申請研究經費。「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對研究者而言，只要研究經費到手，他的「計畫」便算成功了一半。政府主管機構看大家作出的研究品質低落，又不願意只當「散財童子」，只好弄出SCI、SSCI之類的評鑑指標，結果是搞得「哀鴻遍野」，怨聲載道。

一個國家的科學發展是由許多複雜因素交匯所決定的，制度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然而，對於刻意模仿西方國家科技發展的非西方國家而言，制度設計卻是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國科學院的制度改革雖然只限於自然科學的領域，而未能及於社會科學，但他們能夠走出這一步，表示他們勇於反省自身的文化條件，敢於作出理性的改革嘗試。這跟台灣「全盤西化」派當年所推動的「民粹式教改」並不相同。時至今日，教育部雖然也設立了「國家教育研究院」，它對所謂的「教育政策研究」，根本是虛有其表，有名無實。教育主管當局對於教改所留下的諸多後遺症也仍然是一籌莫展，以拖待變。看到對岸的力圖振作，我們的教育部和國科會是不是也該有點積極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