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南方朔資深評論家無論東西方，古代社會都有以家族為中心而形成的宗族或地域「血鬥」（Feud）或械鬥。明清時期的中國湖廣及閩南地區所謂的「分類械鬥」即頗盛行。所謂的「分類」，指的是人群各按其歸屬和認同劃分彼此而打成一團。

古代人們各分其類的械鬥，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整合而早已消失，但隨著媒體的發達、政治的分眾，以往的分類械鬥，又以另一種型態出現，它當然不像以前那麼暴力，但人們各分其類之鬥則依然，它是一種文鬥，而非武鬥，但人群之間的拒絕溝通、拒絕相互理解則相同。這種分類文鬥和媒體有著密切的關係。就程度而言，文鬥當然比武鬥好了太多，但它影響社會的團結則相同。

以前媒體不發達，媒體反而因為自己的稀少性而重視它的公共功能，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論壇，成為推動進步的主要力量。但到了近年，媒體日益發達，過分發達的媒體自然稀釋掉它的神聖公共性，加以社會日益分眾，媒體遂和這種分眾的趨勢結合，所謂的「分眾媒體」遂告形成。

就以美國菲爾萊狄金森大學最近所作的一項調查為例，它發現福斯新聞電視頻道由於在新聞報導及評論上有太強的政黨偏好，已嚴重影響到媒體的告知功能，以致於收看福斯的觀眾，比不看電視的人還要消息不靈通。

人們都知道福斯是美國保守派最大的電視新聞網，它極親共和黨，對民主黨則攻訐抹黑。在以往的大選時，它對共和黨護航到底，甚至會扭曲新聞，惡意中傷民主黨。民主黨總統歐巴馬就公開摃過福斯。福斯的特定立場選擇已凝聚了特定立場的觀眾，強化了政黨間的敵對。人們以前相信媒體的中立公正這種古典準則也告蕩然。

而不只電視如此，更新興的網路尤有過之。以前人們相信網路的發達，會使人們接近各種不同的聲音，但事實則不然。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現在進了白宮服務的桑士坦（Cass Sunstein）在所著的《網路共和國》一書中即指出，網路的發達，其實是強化了人們尋找同類，相濡以沬、聲氣相求、相互聲援的本性。網路並沒有強化民主，只是強化了分類文鬥而已。

媒體的分類化，這種趨勢並非只有美國如此，台灣亦近似之。台灣民主化發展迄今，由於基本問題並未溝通解決，所以台灣有藍綠惡鬥這種事實，到了近年根據藍綠這個主軸，媒體也開始嚴重分化，媒體的分化到了最後乃是群眾也跟著分眾化。二○一二大選由於是極為關鍵的一役，不但選情空前緊張，負面競選術大舉出現，媒體捲入的程度亦極嚴重。就以總統候選人辯論為例，同樣一場辯論，各電視媒體的民調評價即完全的南轅北轍，親民進黨的「三立」所做的立即電話調查，蔡英文得十一萬一千票、馬英九和宋楚瑜只各獲一萬五千票；至於親宋的「年代新聞」，則是宋有四萬兩千票，蔡有三萬五千票，馬只有兩萬兩千票；而親國民黨的「中天」，則是馬有三萬八千票，蔡只有一萬七百票，宋則少到只有九千多票。

至於十二月十日的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三立」為蘇嘉全逾六萬票、林瑞雄三千多票、吳敦義只有兩千多票；至於「年代新聞」，則是蘇嘉全有一萬八千多票，林瑞雄一萬五千多票，吳敦義只有五千多票 。電視媒體的這些數字已顯示出電視台已有特定立場，相同立場的觀眾向它集中，已相當程度成了一個同質性的大團體，各為其主而努力，平面媒體的情況亦類似之。

因此，今天的台灣媒體，我們已不能用古典的「公器論」視之，而應看成是政治對立而造成的「社會分眾化」的一環。一個缺乏了共識的社會，最後難免使得社會成為分類文鬥的大鬥場，看著台灣這種發展，我們究竟該喜或該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