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公望將士人放置於他能掌握經營的世界的中心，茅亭下靜靜觀鵝的士人內心世界或已了然：身處在臥龍伏虎所象徵的困逆世界中，「超然生死福禍，臨危鎮定不驚」無畏的絕美神韻之姿於焉生成。也或許是他自恃藏龍伏虎之才情猶有所待。

樂蘅軍教授對名士形象的形容云：「名士的基本人格徘徊在儒道之間，他企圖融匯儒家的理想與道家的人生為一爐。」是儒或道，是仕或隱，一直都是困擾著士人的抉擇，迫使他的生命內在的掙搏。

這也許亦是士人的宿命。

黃公望晚年修道，以卜算為生，常雲遊於松江富春等地，其間與之交遊往來的多為釋道文人。彼此於詩文唱和，或於互贈賦詩、戲墨書畫時，道家思想自然挹注在創作的作品中。再看他的《富春山居圖》，還是從茅亭士人的中心出發，筆者彷彿看見了太極圖的旋轉意象，一片浩渺清麗的山水，從茅亭為中心點一實一虛，一虛一實地推展開來，群山蜿水，草木華滋，天地萬物與自然陰陽運行，行運延綿六百餘公分的有情山水，隱然就是黃公一再雲遊鍾情的隱修理想之境。

在這幅山水畫中的點景人物，應不只是襯景而已，總觀全畫一共八人：除前文提到茅亭中唯一的士人以外，在他身邊有舟子四人；遠處山林間行進的樵夫一人，以及拄杖過橋的佝僂村叟二人。很顯然的這位士人，就該是黃公自己或表徵懷才失志的文人。而舟子與樵夫早已不單指職業的稱謂，自《楚辭》以降，漁樵已變成為曠達自適、視名利如塵土、放蕩於江湖之間的「隱士」典型。在茅亭兩側江面上，各有二舟子，右邊一舟自江右滑近亭子而來；左邊舟子卻似已飄然而去，一左一右一進一出，看似將要或已經與士人對談一番。再往卷末看去，遠行的二舟子並行於江面之上，似能聽聞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的漁歌對唱。化身漁樵而隱逸寄情於山水之間的文人，是不是黃公的自況自適！

再談拄杖的二位過橋佝僂者，一在卷首面對迤邐開展的江水煙渺渡橋而來，另一拄杖者在卷尾，孤峰之前，踽踽回向渡橋，一瞻望，一回顧，首尾呼應了終始相生的天道循環。

最後卷末孤立的一峰突起，之後的是一片空茫的虛白，隱示終結「一峰道人」（黃公望字）內心的平靜，在餘生中找到生命的中心，對人生的反省反思，士人面對個體生命在宇宙中短暫而必然的局限，及對永恆的虛無感。分明已尋得了他的在河之洲，淡泊寧靜的內心的桃源。

身處在文化及種族階級或男女平權不公的社會下，凡人大多是在社會勢力下被制約，個人無力與之對抗，個人的存在價值亦為社會所裁決。許多時候，我們總會單純地歸咎於命運。命運決定了個人的福禍、生死。人的卑弱無力，難以螳臂當車。然而「命」是定的，「運」是行的動的，莊子認為「命乃以不勝為大勝」，即便是「命」的存定，亦不會影響生命中的寧靜自主，不能損折心志。

黃公望從經世之儒轉向道的澹靜，如樂蘅軍教授所言，「在意志的賁動中，我們體驗人這種高貴的存在。」黃公望與自然共仰息、與天地合一之際，早已超脫而且打破了命定的堅實，其意志之堅強淬勵，亦是要有泰山崩於前的大無畏的勇氣。他在生命的低谷下轉向，以他自由的意志揮灑了最後的三十年，瑰麗精燦已非他前半生的汲汲營求。也意外地成就了他的藝術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