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謝揆親上叩應節目解釋高捷事件，彷彿置身於全民輿論大法院，由「謝律師」為「謝院長」辯護；從謝揆在行政院會發表的「三分鐘證據」說，到叩應節目分析政治責任歸屬問題，謝揆在在體現了「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的真諦。

若以《周易》的「訟卦」來看謝揆月餘來的言行，驗證了卦辭：「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儘管訴訟可以辯解是非取信於人，但是爭訟過多不免對信用有傷害，終究必須修身惕勵；儘管「訟卦」告訴我們君子以訟「作事謀始」，更有「以訟受服，亦不足敬」的後遺症，其缺失出現在「上剛下險」；儘管真理可以愈辯愈明，但對推動政事以福國利民的最終目的，並沒有正面助益。

謝揆親上火線把勞工人權問題演變為推卸政治責任的辯解大會，將「雙陳」辭職的原因歸咎高雄捷運不應採用ＢＯＴ的決策，難道是選擇性地遺忘謝揆在高雄市長六年任內，致力推動高雄捷運各項重大決策的歷史？為何在行政院還未核定高雄捷運ＢＯＴ案的財務計畫，高雄巿政府即於九十一年初和高雄捷運公司簽訂興建營運合約？

難道律師性格就是選擇對己方有利的證據，而忽略不利己方的證詞？若說行政疏失由勞委會和高雄市政府負責，法律責任由高捷公司董事會承擔，政治責任歸咎吳敦義決定採ＢＯＴ，那麼謝揆過去主政高市六年是否「既往不咎」？

身為高雄人當然感激謝揆在任內硬逼行政院撥款，使延宕八年的高捷工程發包開工，但是當高捷工程一再出狀況卻沒有官員為此負責與改進，只見謝揆將一切責任歸咎於他人，將輿論批評說成是立場與標籤化的偏見，是非黑白豈是謝揆亮出幾份公文就能釐清？

「為政不在多言」不再是從政美德，「爭功諉過」才是理所當然。

當勞工問題失控導致牽動政治板塊的大挪移，最好的處理方式，並非回到問題的根源以專業解決，而是尋找更多有利己方的證據為政治責任卸責，難道這才是「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嗎？

一般人認知的律師性格，等而上之是「彈性、務實」，等而下焉則是好辯的訟棍，不論如何民眾不願意見到律師的劣根性出現在國家領導的實質面，使得「予豈好辯哉」成為政客的出口，使得各項民生議題與政治責任愈發地治絲益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