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公抱我上牛車,露出的滿足微笑,我依稀記得。赤牛憨厚佇立,頸上掛軛,正在等待啟程,印象猶為深刻。至於鵝卵石的村路,顛顛簸簸橫過家門,更是腦海裡難以抹滅的印記。那是即將離開家鄉的最後一年,牛車上堆好了春節前後收割的大麥,準備載運到台中後火車站,復興路上的酒廠。
我們家是一棟長排的竹筒厝,約有百公尺縱深。到了我出生時,切分成三大戶。
介紹第一戶前,必須先描述最邊角的豬寮。阿嬤在裡頭豢養了兩隻豬。豬寮前有高大的刺竹,做為地界,隔開了進入村子的大路。豬寮前的空地種有應時的蔬菜。豬寮旁才是第一戶人家,屋頂覆蓋著豐厚的茅草。承租者是位四處打臨工的貧窮人家。男主人叫阿勇仔,很少出現。全家六七口,常擠在一間木板床睡覺,孩子們都穿著很髒的簡單衣服。旁邊有一燒煮的大灶,煙燻得土牆漆黑而幽黯,有一盞垂下的電燈,似乎沒亮過。
後頭那戶最靠近柳川,女主人叫阿嬌姐,從小就跟著祖公,後來以父之名,宣稱擁有土地持分的權利,沒再搬離。她膝下有對兒女。一家三口,吃不了什麼,經濟狀況過得去。好像養了一些雞,平時沒做什麼事,整天剁菜給雞吃。稻田收割時,隨便跑去當傭工,田邊採個菜就滿足地過活。
我們家最大戶,位居中間,典雅的黑瓦白牆,裡面隔成五小間。黑瓦白牆村子是烏溪河岸最常見的農家外貌。爸爸和叔叔都成家了,各自擁有一間,位於大廳左側。右邊是祖父母的房間,叔公也睡那兒。邊角的灶房兼為吃飯的場所。姑姑遠嫁到花蓮,很久以後搭車,翻過中央山脈回娘家。大廳裡一直掛著她買回來的紙飛機燈籠,豔紅如花,充滿喜氣,一直高掛門楣。
後來,我們家人丁旺盛了,農具無法堆放,房子左右各築起類似護龍的小屋,隔開其他兩戶人家。叔叔家旁邊的小屋,是那隻溫馴赤牛的土舍,還放置著耕作的器具。灶房這頭圍出一個竹籬笆的雞圈,裡面還飼養了好幾隻鴨。雞圈連接著茅坑,旁邊有一棵紅心芭樂,那年我曾試爬上去摘過。
院埕是踩踏許久的硬質泥土,稻穗收割、打穀篩殼後,都在曝晒、翻耙。半世紀後,我對日晒有機米的稻穗之味特別敏感,想必來自此一時期的土地經驗。
阿勇仔家前的空地,有一口附近人家共同使用的井水。井口寬深,水質清淨。青苔濃密著壁,鳳尾草寄居牆腳。附近六七戶人家,都會到這兒打水,引水上來使用。我出世時,就是用這口水沐浴、淨身。
九張犁是塊微微突露的小高地,周遭是水稻田。父親老時經常喃念,八七水災時,周遭都被大水淹沒,九張犁如孤島。向四方極目望去,還有一些孤島,諸如阿密哩、樹仔腳等。這時他才了然,祖公找到此地落腳是有深謀遠慮的。
從我們家沿村路往東走,經過一棵大龍眼樹,走下低漥的水田,約莫百公尺即柳川。柳川上有座水泥橋,省一號公路由此開闊地彎進入台中市,那年離開時,好像還是碎石子路。過了橋是樹仔腳,有彰化客運的站牌。農曆七月,龍眼果實熟時,爸爸爬上去摘,全身被毛毛蟲咬得到處是傷。除了龍眼,我們村子裡還有兩種常見果樹,分別是楊桃和破布子。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水果是梨仔瓜。兩期稻作間,我們種植一個月即果熟的梨仔瓜。梨仔瓜可販售,可當綠肥。每年夏天,整條省一號公路這段,都在賣橢圓的梨仔瓜,姑姑和叔叔都在路邊擺攤,瓜香四溢,空氣充滿甜味。經常跑這段路的人都知曉,看到這種香瓜時,台中市就快到了。
我們家有塊稻田,在樹仔腳附近,那兒有棵更大的龍眼樹。後來阿公把這塊稻田賣掉,換成一部二手卡車,讓叔叔起家,在彰化地區奔馳。那塊田經過幾回轉賣,半甲子前,變成三菱汽車南台中的重要廠房。家弟在那兒任職多年,已屆退休之齡。
隔著村道,還有三四戶背對著我們。記憶最清楚的一家,男主人當台中客運司機,媽媽很喜歡到我們家串門子。兩兄弟分別叫阿龍和阿瑩,是村裡的大哥級人物。他們教我用蜘蛛網捕捉蜻蜓,經常帶我去捉蟬,後來把我藏匿在稻草堆裡,母親花了很久時間才找到。兩兄弟長大後,在外頭綁架殺人,聽說後來都判死刑。
我們家後頭,隔了一座水稻田,是阿嬤娘家。應該叫我阿嬤姑婆的作家張瑞昌,其祖父就住在那兒,跟我們一樣辛苦務農。那時他們家境較窮,又受到家族兄長欺負,阿嬤經常接濟他們。
赤牛載運大麥,無法直接由東邊的小路到省一號公路。牠必須慢慢地拉動牛車,經過井邊,走到大路。大路跟一條小溪並行。小溪流向柳川,大路也接到省公路。省公路口,不遠之處是武訓中學,坐落稻田中央,日後改為私立明道中學。我小時讀過武訓當叫化子,後來努力興學的故事,因而對這個學校印象特別深刻。
叔公若沒跟阿嬤下田,若沒牽牛車載穀物到酒廠,農閒時通常會帶著我,走到村子的柑仔店。大路另一方向就是村子的中心,柑仔店和廟埕都在此。舉凡節慶時,偶爾會有戲班或者販售生活物件的小攤到來。廟埕再過去,溪水開闊處,村人在此築卵石小壩,形成流動性水塘。水塘邊陲高大的刺竹林叢,緊鄰著廣漠的水稻田,不知誰家的鵝鴨在那兒游動。村子這一頭,很多婦人在岸邊搗洗衣物,閒扯一些村子的是非。
小壩上有一條長長的木板橋,阿嬤和叔公幾乎每天都會從那兒走過,沿著別人家的田埂繼續往前,跨過縱貫鐵道後,走到一塊更為廣漠的水田。我們家族在此還有一塊地,約有兩個籃球場大,大麥是從這兒收割的。如今不知是誰家的水田了。
若不過水塘,沿著一些土角厝,經過跟我家一樣黑瓦白牆的舊房子,繼續往前,繼續看到楊桃、龍眼和破布子,沒多久便是一棵陰暗的大榕樹,以及土地公廟。
那兒曾經有間托兒所,十來位小朋友,我也待過一陣。從那兒再往前就是墓仔埔,青草稀疏的荒涼地帶,遼闊間還有荒涼之可怕,因而比水田還大,似乎一直連綿到地平線。小時的我從這兒北眺,整個世界都是墳墓之畫面,只有九張犁屹立,在這個死著的和活人居住的邊緣。
相對於墓仔埔,烏日在遠遠另一頭。有次額頭摔破,父親騎單車載我去那兒縫針,因而認識了這個世界最熱鬧遙遠的小鎮,那兒是世界另一頭的邊陲。九張犁在中間拉拔。
父親是村子裡唯一的師範生,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有段時間都在村裡教大家學習國語,因而大家尊稱為老師。少年時,爸爸常載我回村子釣魚,大家跟他打招呼,都如此親切地寒暄。小學時,我在作文簿上填寫志願時,第一想當的便是老師。
五歲那一年秋末,父母親帶著我們全家,搬到台中市大同國小宿舍。那一年之前,我的名字叫劉資愧。
˙原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九月號,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