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南方朔資深評論家多年以來，我始終對歷史名人演講集情有獨鍾，並收藏了許多版本。最使我感觸的，乃是各種演講集，幾乎中國人一篇也沒有。中國人的演講記錄，無論政治、學術或宗教，現多只有「語錄」。

中國人沒有古人的演講集，這道理不難想像：

（一）中國很早就形成了書面語為主的傳統：皇帝有話要說就用「詔書」，臣子有話要說就用「奏議」，當官的有話要對老百姓說就用「令」，老百姓彼此有話要言說就用「函札」或各種文類。凡事都用書面語來表達，使得中國的「美文」傳統極早就相當璀璨。如果翻看古文辭類纂《古文觀止》、《經史百家雜鈔》、《駢文類纂》等典籍，當可體會到中國美文之精深。

（二）中國文化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以及在相對中保持中庸之道，易言之，中國價值裡對一些絕對價值之事務便比較不關心。這也就是說：許多絕對價值之事務，中國談起來便會相對化、人治化、著重在人品修養上。相對化的談問題很難透澈，它會有吉光片羽的智慧，但難有通篇的宏論，遂造成了古人論政論學，會有一些精采的短句，但不易有巨著宏論。這種習慣久了，使得中國人在語錄體上較為發達，演講體上較為薄弱。

（三）西方從羅馬時代即著重語言修辭及雄辯術，這種文化習慣在古代曾有過一些講話很發達，但道理很詭辯的惡習，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起已大為改變，傳教需要講話佈道，信徒也需要證道，文藝復興時代，便強調講話的辭藻要有詩意和哲理。我特別敬重文藝復興時代的英國伊莉莎白一世女王。她有極高的古典學素養，有過許多辭藻美麗、視野遠大的黃金演說。

（四）這種重演說的傳統在十八世紀啟蒙時代，更被發揚光大，那時的人無論搞政治的、搞社會改革的，都要靠好演說來證明自己。演說幾乎成了參加公眾活動的先決條件。

那個時代理性主義掛帥，它認為人是理性可以相互溝通的動物，因此靠著精湛的演說來表現自己，與人溝通，相互說服，並凝聚共識，遂成了那個時代的講話風格。近代論語言修辭的學者都承認，十八及十九世紀乃是人類透過講演討論，推動進步的黃金時代。

因此，由過去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知道演講的重要性，由古代的名講演集，我們甚至可以看出許多偉大的時代，其實是由偉大的演說來定調的。

今天的人已知道，羅馬帝國時代的偉大政治家西塞祿是演講家，他主張共和、反對專制，並為此而犧牲了性命，但他的演說影響後代一千多年；英國十八及十九世紀的改革家庇特父子，他們兩代首相，對現代社會有奠基之功；美國開國元勛那一代，從華盛頓、亞當斯、傑佛遜起，都是真誠的政治家和演講家，當然更別說林肯的偉大演說為美國畫出了藍圖。偉大的演說可以呼喚起一個時代，讓那個時代的人齊心協力為更好的未來而努力。

由於深體歷史演說的重要，而在各種版本的歷史演講集裡，連一個中國人的名字也找不到，我對中國人沒有演講家遂格外有所感觸，古代中國人重書面語，它使得中國人的口頭語相對不彰。到了近代，我們由於已忘了以前的書面語傳統，又沒有發展出新而好的口頭演講語，遂使得兩岸在公共語言上都極貧乏。

台灣的公眾人物講起話來毫無營養，要不是沒誠意的東閃西躲，就是油腔滑調；台灣雖有許多名嘴，但名嘴只是政黨惡鬥的工具。不負責任的戴帽子言論充斥。台灣的公眾語言只能算是一種咆哮謾罵的語言，這種語言講多了和聽多了，只會讓台灣社會更加相互敵視，社會也更不長進。

至於在中國大陸，它們的公眾語言永遠是硬梆梆的陳腔濫調，至於公眾人物講話，則永遠都是一些毫無新義的套語。講話都是套語，代表的是沒誠意，政治上沒創新！

因此，我多麼希望有朝一日翻讀歷史名講演集時能看到中國人的名字。只是偉大的講演要以偉大的心為前提，因此我的夢想恐怕還有很久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