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和珅從「臣心如水」蛻變為「臣門若市」，是在乾隆晚年，即乾隆五十年以後。那時，資歷、聲望、才能、出身與他相伯仲的大臣幾乎沒有了，因此形成了「鶴立雞群」的狀況。

和珅之所以能夠博得乾隆的信賴與重用，與他能夠摸透皇帝的心思、從而按其行事有很大關係。從總體上看，乾隆對貪官是嚴懲不貸的，這一點，和珅心中有數。因此，如果是平時被和珅所記恨的人，又有極為貪贓瀆職的行為者，和珅定抓住機會乘機滋事。李侍堯一案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爆發的。

李侍堯是乾隆時著名的能臣之一。李侍堯以精明強幹贏得皇帝的器重，乾隆三十八年仍在兩廣總督任職的李侍堯，被晉升為武英殿大學士，兩年後其家族被抬入漢軍鑲黃旗，升為上三旗。由於李侍堯為皇帝所信任，經常鄙夷和戲侮和珅，對此和珅非常記恨。

雖然李侍堯功高望重，但李侍堯對於官場上的種種陋規、惡習，也同絕大多數官員一樣習以為常，沉溺其中。李侍堯曾令僕人把一顆珍珠強行賣給昆明知縣，索銀三千，把另一顆強賣給一名同知，索銀二千兩。後來和珅以戶部左侍郎之職參與查辦了李侍堯。

經核實，李侍堯共勒索銀三萬五千兩，而這只是李非法收入的一部分，並非全部。其管家師爺張永受在北京所添置的房產就有六所、地畝一處、放債銀四千兩；在原籍易州還有房屋數十間、耕地四、五頃之多。但李侍堯如何擬罪，則頗讓和珅費盡心機。為此，和珅苦思了以前類此案子皇帝寬嚴的處理。

乾隆二十二年賜勒索屬下的雲貴總督恒文自盡。當恒文因短價市金被劾後，竟以預備進貢自辯，如此自辯等於把責任推到皇帝身上。儘管李侍堯對屬下的勒索同進貢有關，但李卻隻字不提進貢二字。已猜透天機的和珅對李侍堯作出斬監候、籍沒家產的擬處上報朝廷。和珅的這一擬處，最終得到乾隆認同。
 和珅得志以後，貪瀆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