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和民進黨在這一次立法委員選舉提名過程中，不約而同地採取了全民調的提名制度；也就是說，只要是兩人以上登記參選的選區，便以電話民意調查的結果決定哪一位候選人出線。

一般政治性電話民意調查的抽樣方式，都是在傍晚六點到晚間十點，由訪員撥打選民家裡的市話進行訪問。撥通了隨機抽取電話號碼後，還需要根據戶中抽樣表，決定哪一位家庭成員接受訪問。十幾二十年前，依據這套抽樣方式所選出的受訪樣本，與人口母體的差異性不大，基本上可用以推論全體民眾的意見。然而，到了行動電話普及率高達百分之一百二十的今天，傳統的民調抽樣方式，卻大有問題了。

台灣是一個二十四小時運轉、具有高度移動性的工商社會，傍晚六點到晚間十點，留在家中的，往往只剩下退休老人、照顧孫子的祖父母、外傭和無投票權的學生。因此通常訪問不到決定選舉結果的「首投族」和對公共政策最有感覺的受薪中產階級與自營商。

其次，行動電話普及率超過百分之百，意味著台灣地區絕大多數的選民都不只擁有一支行動電話，換句話說，如果民意調查的樣本要能真正符合選民母體，必須撥打行動電話來進行。然而，利用行動電話來進行民意調查，不僅成本高昂，而且不利於較長問卷的訪問。特別是當詐財以及剝皮酒店電話大行其道，許多人看見來電顯示不熟悉的號碼，往往拒絕接聽；即使接聽，回答一、兩個問題後就不耐煩地掛掉電話。因此，行動電話也不是民意調查的理想工具。

另外，在台灣的小選區制度限制下，透過民意調查來決定候選人，有兩個電信技術會嚴重扭曲政黨提名的結果。一個是電話轉接，一個則是利用網路電話（VOIP）技術來營業的「呼叫中心」（Call Center）。

先說電話轉接。台灣地區絕大多數的固網電話都是中華電信的門號，為了方便客戶離開家中或辦公室不漏接重要電話，提供了電話轉接服務。在小選區內，某些候選人很容易地便能「利誘」、「說服」某些選民，將家中電話轉接到特定支持者的手機上，並在接獲民意調查電訪時，一律依照候選人指示回答支持對象。當電話轉接到另一支電話時，負責調查的訪員，無從分辨接聽電話的人究竟是不是目標受訪者，而在競爭差距不大的情況下，這種經過設計的電話轉接服務，足以逆轉民意調查的結果。

我們每天都會接獲好幾通推銷商品、信用卡、人身保險的電話，甚至是手機的色情簡訊、遊戲促銷簡訊等，都是從Call Center撥打、發送出來的。在數位時代，Call Center都已經改採先進的網路電話，除了節省話費，最重要的是收話方無法回撥，也無法追查發話方究竟隱身何處。

如何利用Call Center來擾亂提名呢？首先，有心爭取提名的候選人可委託Call Center蒐集選區內的住宅電話號碼，甚至是個人行動電話號碼，在政黨辦理提名期間，透過虛擬網路，假冒競爭對手，在不恰當的時間撥打住宅電話，或是發送簡訊，散播錯、假、亂的訊息，譬如，黨中央決定將某人列入不分區名單、某人爆發誹聞、某候選人因賄選已遭黨部除權等。換言之，透過先進的電信科技，候選人可以擾亂選情，傳遞錯誤的訊息給選民，甚至可以經由做假，讓黨部委託的民意調查完全失靈。可想而知，經過這樣民意調查「選拔」出來的候選人，肯定不符合賢能的標準。

民主政治裡，政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培養政治人才、提名候選人，以便在選舉中贏得執政權，實現政黨的政治主張。因此，大凡一個上軌道的政黨，都有一套培養各級政治人物的制度和辦法。從未聽聞哪一個國家的政黨在提名候選人時是依賴民意調查的。國民兩黨用民意調查來決定候選人，正說明了完全沒有培養政治人才的制度。這是民主政治的悲哀，也是政黨衰竭的徵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