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三讀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正案，末期病患若意識不清，由醫療委任代理人，或配偶、成人子女、孫子女及父母一致共同簽署，經醫學倫理委員審查通過後，可拔除呼吸器，醫界對此「欣喜」，似乎移開了醫療模糊領域的沉痾與大石頭，但最大問題是誰來拔管？

在醫院急救過程結束，病患通常會放上呼吸管送加護病房進一步治療，或當心肺復甦急救失敗，由在場最高階的醫師宣布病患死亡，由護理人員做「遺體護理」時，拔除呼吸管。

醫師的訓練是「救死扶生」，未訓練在病人瀕死之際要「動手」拔管，護理人員依專業規章，也是僅做「遺體護理」，對於還「活著」的瀕死病患，鐵定不會「搶先」拔呼吸管。

至於要所有家屬，及醫療委任代理人，一致同意拔病患呼吸管，產生兩個問題，首先，醫療代理人及所有病患家屬，是否獲得完全透明的病患現階段醫療資訊？其次，他們是否能一致了解「拔管」對病患的意義，及拔管的處置方式對未來的影響？

下筆至此，大家就不難知曉，法律易訂，然而醫療的不確定性難知；法條易寫，但人心之不同難測。

讓主治醫師對瀕死病患拔管，是「醫療行為」還是「安樂死」？雖並不違法，但醫師變成「劊子手」，是他們立志習醫的初衷？主張將瀕死病患「拔管」的學者專家，是否隱藏為健保節省「不必要」醫療費用的想法？

二○○八年十月的美國《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曾探討當醫師擔任死刑犯注射毒液的執行者，乃是將其對生化、醫療與人體的知識，應用於「非人道」的死刑執行，但亦有法界人士認為，毒液注射對死刑犯是「免受不必要的痛苦與等待」。

這正如同「拔管」操作等於是將瀕死病患的「生命權」，及求生存唯一希望（呼吸器或葉克膜）剝奪，剝奪涉及憲法層次的生命權，是否僅需要得家屬、醫療代理人或醫師等「共同決定」？仍有待商榷。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是否一定要以濟世救人為宗旨的醫師執行拔管？仍須從長計議，因為違背了醫師「不傷害」倫理，也是憲法層次的問題，或許需要大法官解釋適法性。

劉競明（桃縣龜山／主治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