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放

台灣的文學，自從解除戒嚴以來，確為空前的自由創作環境，這是值得慶幸的事情。

五四以來，新文學展開新的面貌，不僅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這兩者是互相排斥的，也是兩個極端。我國新文學的走向，也就是沿著這兩個極端，互相溶和前進。

魯迅的小說，有這樣動人的、富於理性的描寫：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

過去中國農民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但是他們卻堅決地想過新生活。這是民族希望的力量。魯迅筆下的農村破落環境，已經過去。特別是咱台灣，如今已做到城鄉不分，過起現代化生活。可是，真與偽、美和醜，還是模糊不清。這種落後的意識形態，許多作家卻經常不屑一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依舊躲在書齋，風花雪月，自我陶醉，抱著明哲保身的心理，但仍然期望最後被文學評論家寫進文學史。這是否有些自私、銜憤而悲哀？這種現象，部分是選舉文化的負面影響。

作家要誠懇、說真心話。不誇張，不渲染。才會寫出感人肺腑，留傳下去的作品。選舉，必須推銷自己，吹牛、誇大政績，表彰祖先的豐功偉業，廣泛人際關係。至於學歷、經歷，更是必要的宣傳條件。每年選舉，鑼鼓喧天，震耳欲聾，已經到了使人作嘔的地步。

選舉文化帶給文學界影響，日趨嚴重，詩人作家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海島小，評論家幾乎也不願說真話，怕得罪人。這樣日復一日，將來文學界一定走向末路，這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我們應該承認，人是客觀的存在，是被動的，是被決定的；但我們也不能忘記人也是主體的存在，可以是主動的，決定的。郁達夫的小說中，說過：「第一不對的，是既做了中國人，而偏又去寫了些不徹底的歐洲世紀末的教育。將新酒盛入了舊皮囊，結果就是新舊兩者的同歸於盡。」這是郁達夫通過實踐而獲得的總結，值得學習。

郁達夫在留日時期，圖書館的長篇經典小說，幾乎都被他讀完。這是五四以來讀外國小說最多的一位小說學，外界不少人還不知道。僅以俄國的小說而言，屠格涅夫的長篇作品，都被郁達夫看完，這段軼事，當年圖書館女管理員曾談過此事。

詩人、出版家陳坤崙說：「張放的小說風格近似郁達夫，這是我的觀點。」他的話未免對我估價太高。郁達夫早期的小說有自卑心態，他在日本，便產生民族的自卑感，表現在筆下的模式，則是女人、酒、夢。郭沫若說過

：「魯迅的韌，聞一多的剛，郁達夫的卑己自牧，是文壇的三絕。」許多人把郁達夫的小說視為「頹廢派」，那是不了解作者的心態。在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很少可以達到郁達夫那樣背叛傳統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文化程度。他和盧梭一樣，從社會分裂出去，成為孤獨者。談郁達夫小說，可以真正看出民族的歡樂與哀愁。

我的命運比達夫先生要好。寶島風景好，有自由創作環境，我應把握這個晚年時光，發奮創作。寫一點真實的事物，為一些無名英雄樹碑立傳。至於阿里山的雲海和櫻花，日月潭的遊艇與風浪，已然蒞閱太多，至此年歲，情趣幾乎退卻，亟待努力珍惜的還有更多。正如蘇東坡的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馬克思說得貼切：「焦慮不堪的窮人甚至對最美的景色也沒有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