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的窮鄉僻壤，嚴冬裡，家家戶戶，男女老幼都會穿上毛鞋保暖。一般上，都將舊毛衣給拆了，把發白的絨線用粗鉤針鉤，從腳尖往後，按次序加針，可以編拖鞋也可編毛窩。那就是赤貧戶一代一代相傳的冬鞋。

我也有一雙毛鞋。

但是大馬終年皆是夏，毛鞋根本派不上用場。可我一直珍藏著，久不久就取出來看看，心裡一牽一牽地痛著。

給我織毛鞋的病婦，估計不在了，還有她的孩子，以及左鄰右舍的一眾癌童和病老也都早已經一個一個走了。

我是從二○○二年開始行走中國大陸。起初，我是抱著「看景」的心態到處跑跑看看，尋找開拍兒童電影的題材。同年十月間，我的女兒在一場意外喪生，她在臨終前留下一句話，要媽媽好好的活下去。

就這樣，我放棄了大馬的一切，扛著我對活著的自己和對死去的女兒的承諾，決定到大陸下鄉服務，為有需要的一眾窮孩子付出我能付出的。

我是從○七年開始，定期跟隨廣東醫療隊下鄉服務，義診的農村，絕大部分是污染的河水導致村民患癌症的人數明顯高於其它地區的村落。例如白河周邊的大小農村。白河是漢江最大的支流，發源於河南省伏牛山，流經南陽等市、縣後進入襄樊市，並跨越湖北。

我是後來才曉得，但凡沿著白河一帶的大小農村，都因河水嚴重污染，每個村子都被列為「癌症村」。有經濟能力的村民，都遷移到別的省分別的鄉鎮去，沒有錢的人家，唯有認命面對死亡的威脅繼續惶恐度日。在這些村落，喝不到一口乾淨的水，村民要用純淨水取代食水，可是純淨水最小的一桶也要二十人民幣，而他們家家戶戶平均年收入是五百人民幣，日子怎麼撐下去呀？不喝水，會渴死；喝了水，一樣是死，村中人口逐年逐日減少，因為都一個接一個患癌生病死掉。

污染的白河水給一眾癌症村村居民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令我震驚，目睹那一個個患上末期癌症的小孩，以及他們的家人也同樣在垂死邊緣痛苦掙扎，那股心情，就好比自己要睚眥盡裂地看著這人間地獄一幕幕的慘劇發生，卻完全沒有一丁點的能力給予阻止。因此，非常地瞭解為什麼再沒任何年輕的新娘子願意嫁進這裡的癌症村落，就連還沒診斷出有病有痛的村中男女，莫不趁著有手有腳能跑能走的當兒，一個個溜得多遠是多遠，肯久不久匯那三百、二百人民幣回來接濟家裡，就已經是仁至義盡了。

置身癌症村，發現這裡每一家都有末期癌症病患，特別是小孩和老人，少數是婦女。他們這一眾———彷彿人和病痛都要一寸一寸的萎頓，一寸一寸的死掉，沒有人知道，沒有人關心。

之前六年，我原先是到各省山旮旯村子當支教，辦免費英文學習班，直至發現癌童們比窮孩子更需要人的說明和關愛，才作出抉擇。那些窮孩子，有許多義工下鄉支教，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然而那些末期癌童和病老，非常缺乏義工的援手，所以我決心定期跟隨醫療隊送溫暖，僅僅希望能在他們離開之前，得到好一點點的照顧，在他們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能平靜、能安心的瞑目。

來自大馬的我，在中國大陸逗留多少年，就每一年的嚴冬裡，都要給凍壞了肺，病得死去活來，多年的肺炎累積下來就成了嚴重的哮喘病；發展到後來，一到嚴冬，我就無法跟隨醫療隊下鄉服務了，必須找個諸如東莞、番禺什麼的不太冷地方落腳避冬。

在我下鄉服務的其中一個癌症村，有位患上了一種類似帕金森綜合症的病婦，我們發現她的雙手經常不由自主的劇烈顫抖，在她端起飯碗的那會，在她給患癌的兒子蓋被的時刻，還有不聽勸告堅持給我織毛鞋的當兒……她說他兒子僅得兩件毛衣，一件半新，是兒子還沒患癌前姥姥給買的，她準備用來給兒子陪葬；另一件很殘舊了，她把毛衣拆了線，用來給我織毛鞋，她說那是她唯一能送出手的東西，好讓我在冬天裡暖腳。

我是每隔半個月，跟隨醫療隊下鄉到她住的村子一趟，我在初春第一次接觸她跟她患癌的兒子，以及周邊的癌童，那時她就親眼目睹我受寒時氣喘的模樣，走路跌跌撞撞，工作磕磕碰碰，很是擔心我如此在白河沿岸一帶的村子折騰，會客死異鄉。每每我用推車載著一桶桶純淨水上門給她兒子沐浴，坐在輪椅上的她總是熱淚盈眶地迎接我的到來，後來，有一天就用了一籃子準備去村子雜貨店換取鹽巴的雞蛋，一粒一粒水煮了，一半給了我，說是讓我有營養，別光是吃粗糧，一半親自給臥病的兒子餵食。後來，她就抱病開始給我織毛鞋。一個聲抖手顫行動緩慢的病婦，織一雙毛鞋，耗去她大半年的時間。

那大半年裡，她一針一針鉤織毛鞋，一淚一淚的看著她患癌的兒子，以及周邊的癌童和病老，一個一個離開，卻從來沒有停止針鉤動作。我最後一次見她，是在二○○八年的深秋，我接過她遞上的毛鞋的翌日，就發生意外，身受重傷，被送往縣城急救，之後輾轉又去到深圳醫院，之後決定返馬就醫，離開河南前，我讓村長把我留在村裡宿舍的包包，以及一雙毛鞋取回。

就這樣，我將毛鞋給帶回吉隆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