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就知道，隔條台灣海峽的四川，有從沒見過面的爺爺奶奶、兩位叔叔和姑媽，還有大娘、大哥大姊。記得的還包括地圖上找不到的老家地址。

一九四八年，爸媽帶著學生，從重慶到白市蟻搭飛機飛上海，然後坐船到高雄，再到屏東的東港防空預備學校報到，因為爸爸受聘為語文教官。把家安頓好之後，立刻託香港的友人轉信回老家。不久，兩岸的親人都受到牽累，連絡不得不中斷。原先以為一兩年後就會回去，詎料碼頭揮別，船艦駛向難以掌控的未來，離開家鄉的年輕夫妻，體態逐漸孱弱，一個進了慈善寺層層疊疊的框架，另一個在護理之家模糊人生。

爸爸等不及解嚴返鄉，抱憾而終；媽媽把痛埋得很深很緊，餐桌上不再出現辣椒、泡菜，四川是消失的記憶。直到一九九三年，雄弟彌留之際交代兒子功洛：「將來回去認祖歸宗。」十二歲，生長在台灣的孩子，連爺爺的面都來不及看到，我替他牢牢記住，等他長大。

世紀交替那年，憑記憶中的地址寄信到合川，石沉大海；隔兩年，學生承琦，因為經常往來重慶、成都做生意，我將信寫好，請他帶在身邊，遇到有認識維安、維蘭的就交給他們。經過一年多，承琦把那封縐巴巴的信還回來，我做了最壞的打算，也許當年生離就註定了死別的命運。

歲月唯一的好處是，讓風雨飄搖中的孩子茁壯成熟。零五年初秋九月，功洛已是大四的學生，功課輕鬆些，我也退休，媽媽住進護理之家，有專人照顧，病情穩定。此時不去更待何時？即使找不到親人，也要踏上四川這塊生養父母的土地，何況還肩負重任。

本來計畫先到重慶，因為承琦要到成都，而且安排好他的朋友楊先生接送，於是功洛向學校請十天假，姑姪二人就先從成都尋找媽媽家的親人。

我們在各個派出所，如天仙橋、合江亭、東光小區、青北江區等等……，從電腦上查姓名，再按地址尋訪；巧遇成都商報的記者，託她打探；在電視台用跑馬燈尋人；在青羊宮茶館、春熙路歇腳椅，拉住身旁友善的陌生人細問。六天過去，奇蹟始終沒有出現。

有過多次出國經驗，離開任何美麗的景點，都帶著甜甜的回憶和愉悅的心情。辭別媽媽的家鄉，第一次對一座城市，流下失落不捨的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