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星裴勇俊離開台灣不久，行政院就召開「振興影視協調會」，表示行政院開發基金將分五年提撥兩百億元，投資數位內容和文化創意產業，而獲得國際四大影展獎項的影片，最高可獲得一億元的補助。

這是對南韓影視成就的「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因此謝揆計畫比照南韓成立一個行政法人的影視產業推動機構，提供必要的資金、人才、行銷管道，打造東方好萊塢，藉此行銷台灣。

但在政府的即興式的施政思維下，於是有因今年淹大水喊出「八年八百億」水利預算，想升高等教育素質又喊出「五年五百億」的教育計畫，看到南韓影星帶走大把銀子，因此振興本土影視要「五年兩百億」；但可曾想過光憑銀子與口號，就能達到施政計畫預期的效果？還是要靠台灣人堅韌的生命力，在亂無章法的政策下殺出一條血路，創造屬於台灣的光輝歷史？

當台灣的電影工業沒有大明星庇蔭，與沒有強烈故事性的劇本吸引觀眾，得獎的「藝術電影」又是曲高和寡的小眾市場，「紀錄片」往往是高層用來激勵民心，跳脫了台灣紀實的原意；大多具有「娛樂性」追求觀眾票房的「好看電影」並非來自本土，「藝術性」太重的「不好看電影」，卻在電影輔導金制度下愈輔愈倒，政府希望藉在國際影展得獎的電影「置入性行銷」台灣，卻忽視影展與觀眾只在乎導演、演員、劇本、畫面這些電影元素的現實。

「五年兩百億」的願景，泛泛的投資數位內容和文化創意產業，如何能振興台灣電影工業，拍出賣座的「商業電影」？或是補助更多「紀錄片」導演，以攝影機記錄台灣社會各角落的動人故事，提供施政者催眠百姓好好效法小人物的「安貧樂道」與「希望與美夢」？還是多製造像蔡明亮的影展常勝軍？

其實，影視產業與台灣電影的未來應由電影、電視專才及市場決定，也許放開新聞局一直以來的干預，直接訴諸市場需求，才能擁有更廣大的影視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