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好友明搬到紐約。她到紐約不久，就在曼哈頓一間中學，找到中文老師的工作。

我與明經常用網路通信，知道她冬天清晨，穿過積雪的紐約街頭，到曼哈頓下城上課的艱辛；知道她面對反抗期的青少年學生的煩惱，有時候她會談起學校的事，學校的暖氣壞了，校長徹夜守在學校等待修暖氣的工人；無論她每天多早到學校，校長總是在校園巡視。

我問她校長家住那裡？明說，校長也住在皇后區，是位五十多歲的女性，與她一樣，每天上下班都是地鐵換巴士，每次三趟車。她對學生很負責任，對老師很友善，還曾經請明到她家吃飯，做得一手好菜。

聽了明的描述，我忍不住問她，校長姓周吧，她說正是。周校長玲玲是我到紐約的第一位好朋友，沒想到我另一位好朋友到了紐約，竟成為她學校的教師，我不禁感嘆，這個世界真小。

回想三十多年前剛到紐約時，人生地不熟，玲玲第一個伸出友誼之手，她的貼心與細心，我這輩子都會牢牢記住。

當年她的先生在大學教書，她也在近唐人街的一間小學任教，周末假日，總喜歡邀朋友到她家中小聚，在紐約住了六年，我感受到這些留學生朋友好客的胸懷。

到紐約不久，玲玲知道我懷孕，立刻提了一大袋嬰兒衣物，送到我家，還幫我張羅，哪裡有用不著的小床與嬰兒車，我打開她送來的衣物，還很新、很乾淨；當年留學生，生活多拮据，有了這些衣物，可以省不少錢，我真的很感激，她看出我的心情，輕柔地說，大家都是出門在外，互相照顧是應該的，就這樣，我的第二個孩子安弟一出生，就享受到朋友們帶來的溫暖。

預產期前兩周，玲玲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準備住院的睡衣，她說她擔心我不知道美國人的習俗，大多數人在醫院裡，都是穿長袍式睡衣，不像台灣去的朋友，以為穿長褲比較方便，她當年就是不知道這個習俗，住院期間有點尴尬，因之她特地為我買了件新睡衣。

隨後我搬離紐約，無論我在那裡，我們都保持聯絡。十多年的歲月，玲玲成了校長，每次我到紐約，打電話給她，她總是守在學校，我曾經到過那所在海邊的學校去看她。

五年前，安弟到紐約念碩士，我常接到玲玲的電話，原來她每逢過年過節，總想約安弟到家裡吃飯，我心存感激，她公事那麼忙，還是想著我們，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