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代劉孝標（四六二～五二一）注解劉義慶《世說新語》，或補充史料，發明文意；或考定異說，糾駁原文；或疏釋詞語，詳載出處，精闢富贍，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並稱南北朝三大名注。
據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文學》第四七則「康僧淵初過江」，考定《世說注》作於梁武帝天監六、七年（五○七～五○八），理由是孝標「言必稱臣」；且稱沈約「尚書令」，故知是孝標奉敕在西省整理文獻所撰；蕭艾《《世說》探幽》所考，則稍延後至天監七、八年為安成王編纂《類苑》之時。二者時間差異不大，也是孝標最有機會大量利用典籍的時候，而且文人修改增刪原作也很尋常，所以注書應在這段時間。
近期大陸學者趙建成發表〈劉孝標《世說注》撰著時間考〉，認為《世說注》是天監十五年孝標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完成百二十卷《類苑》後，到他死前才完成的著作。這相較於魏世民〈《世說新語》及《注》成書年代考〉認為寫作年代不超出天監元年至普通二年（五○二～五二一）；或范子燁《世說新語研究》主張成於天監九年至普通二年，時間延得更晚。
范子燁也論斷《世說注》作於《類苑》之後，只是誤判《類苑》成於天監八年，趙建成文中已經訂正，但趙文考辨仍有疏忽，如謂沈約官至尚書令，死後以此習稱之。其實沈約並非官至尚書令，余嘉錫已有案語：「《梁書．武帝紀》二：『天監六年冬閏月（閏十月），以尚書左僕射沈約為尚書令，行太子少傅。九年春正月，以尚書令行太子少傅沈約為左光祿大夫，行少傅如故。』計約之為令，不過二年餘耳。」且觀《梁書》、《南史》稱沈約為尚書令，皆就其當時職官而書之，沈約卒諡「隱」，死後人多稱「隱侯」。
另孝標注文目前僅見〈賢媛〉第九則、〈汰侈〉第六則、〈惑溺〉第三十則有「臣」字，趙文引蕭艾說法，認為是「習用語」，無特殊含義，像揚雄、沈約所作〈連珠〉皆有「臣聞」二字，孝標〈辯命論〉也說：「臣觀管輅天才英偉。」
 但以「臣聞」、「蓋聞」起筆，乃是「連珠體」的特色，與注書體例不能等同。試觀《左傳》、《國語》、《戰國策》中的「臣聞」，也都是臣對君而發，猶如南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云：「男曰人臣；女曰人妾。『臣妾』對君上之稱。」至於孝標〈辯命論〉實刻意要寫給梁武帝看，所以文章開頭云：「謹述天旨，因言其致。」
趙文還引范子燁云「臣謂」、「臣按」為趙宋學人附入，而說：「稱臣之例僅占三處，本不具有普遍意義，若為奉詔所作，定非如此。」
然若是宋人附入，又何須加「臣」字？且范文列舉〈賢媛〉、〈惑溺〉兩則，都用南宋劉應登評一句非孝標注，便成為難以動搖的鐵證，這不僅牽強，也適足以見〈汰侈〉「王君夫有牛」的「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無法反駁。
所以何妨反向思考：史載孝標後遭武帝擯斥，故其奉命所作《世說注》又再刪削，現存「臣謂」、「臣按」即是刪削未盡的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