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於一九九四年繼川端康成之後，獲諾貝爾文學獎。同年十二月七日於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領獎時演講，講題是「曖昧的日本的我」與川端康成的「美麗的日本的我」形成鮮明的對照。乍看彷彿有打對台的味道。細讀之下，其實，大江實以極其嚴肅的態度，說明兩人所處時代不同，面對現實的態度不同，文學觀等的不同，並無惡意。
其中有一段話，「我身為渡邊（一夫）人道主義的弟子、也是小說家，我的工作希望作家和讀者能從個人和時代的痛苦中復原，治癒個人靈魂的傷痛。我前面說過被身為日本人的曖昧撕裂；最大的願望是傷痛能夠痊癒、恢復，我持續不斷創作文學。」也就是說，大江藉著持續不斷的文學創作，希望能治癒人心靈的傷痛。也因此稱呼大江的文學為療傷的文學。
大江：文學療傷
文學如何療傷？這議題跟遠藤周作希望透過文學證明神的存在類似，大江的情況，舉具體例子說明。
一九六三年大江的長男大江光出生，卻是天生殘疾－頭蓋骨異常。問過醫生，得到的答案是，即使動手術也無法完全恢復過正常人的生活。要不要留下這孩子？大江面臨天人交戰。留下這孩子，勢必影響往後的生活，何況即使動手術能否活下來都在未定之數。而的孩子縱使活下來卻又無法過正常人的生活，對他本人究竟是好是壞？這些問題一直在大江腦中盤旋，讓他舉棋不定。
那年夏天，大江有機會訪問廣島，看原子彈的傷害情況。也實際體驗核禁運動的分裂狀態。後來大江把廣島見聞寫成《廣島札記》（一九六五年十月），〈序言．往廣島〉開頭這麼說：「在這樣的書，個人的事寫起或許不太妥當。不過，收錄在這裏有關廣島的隨筆的一切，對我自己而言，再者對始終一起工作的編輯安江良介君而言，都與個人極為內部深處有關的東西。因此，我想寫下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們第一次一起到廣島旅行時，兩人各自的情況。我這方面，自己最長的兒子瀕死狀態躺在玻璃箱中，毫無復原的可能；而安江君最初的女兒死了。我們共通的朋友被他日常的課題－因核子武器引起的世界最終戰爭的異像打垮，在巴黎縊死了，我們彼此完全被擊垮了。」在這種情況下，大江訪問廣島，一星期之後離開廣島時，大江說：「我們從彼此陷入的憂鬱的洞穴，以自己的手緊緊抓住確實可以往恢復攀爬的線索。」
現實生活裡，大江在廣島遇到了「廣島原爆醫院」的院長重藤文夫。這位院長在原子彈投下廣島的前一個禮拜才到廣島赴任，等電車時被炸到，受傷了，是輕傷。
儘管自己也是傷者，還得指揮醫師及護士照顧傷者。他以自己的眼睛看穿了炸彈的本質；看到人間地獄的慘狀。大江也是受到重藤文夫的鼓勵才決定面對現實，好好扶養照顧兒子。
透過文學解決現實的問題
大江以天生殘疾的長子為模特兒創作的作品有《空中的怪物阿谷一》《個人的體驗》《洪水及於我的靈魂》《新人啊！醒來吧》等。大江在《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中說：當我開始以天生殘疾的長子為模特兒創作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時，在敘述方式上仍然明確採用了私小說的「我」。描寫我那殘疾兒子出生的第一部短篇小說〈空中的怪物阿谷一〉，我採用了「我」的敘事體，但文章的主人公卻是第三者。在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中，我採用了「鳥」這個第三人稱的方式來刻畫主人公…因此，我創作的作品中，特別是以和長子共生為主線的作品，自然是受了私小說的影響。但是，作為一個私小說作家，那些應該排斥的理論意義上的虛構，卻被我充分自由地加以利用。本來那些作品中的「我」和「殍朘」，並不是現實中我的再現。
可見大江以不同手法描寫和長子光的共生。雖然採用了類似私小說的手法，卻又加入私小說原本排斥的虛構。發表於一九六四年的《個人的體驗》梗概是：主角是二十七歲的補習班英語老師，由於長相被取了「鳥」的綽號。念英文研究所，又娶了指導教授的女兒，原本前途無量。哪知鳥竟然沉迷於酒精數周之久，只好退學，斷送大好前途，只好在岳父的介紹下到補習班任教。鳥從結婚之前就夢想到非洲，等到生下宛如兩個頭的腦疝畸形兒，鳥心想「確實，結婚以來我在那牢籠裏；不過，牢籠裏的蓋子似乎還打開著。可是生下來的孩子會把蓋子牢牢蓋上？」
既然動手術孩子也無法正常生長，不如讓小孩衰竭死掉。茫然無助之際，去看大學時代曾有過短暫交往的女朋友「火見子」。火見子大學畢業後結了婚，但丈夫自殺；物質生活雖然無虞，卻無法適應一般人的正常生活。鳥和火見子陷入性的耽樂裡，火見子提出多元宇宙的觀念，試圖減輕鳥的罪惡感。
經過內心的種種掙扎，鳥最後決定接受孩子。其中，鳥跟巴爾幹半島小國的外交官德爾契夫談到嬰兒的事，鳥告訴他不打算替嬰兒動手術。德爾契夫義正辭嚴說：「卡夫卡寫給父親的信裡說，父母對孩子所能做的只有迎接來臨的嬰兒，你沒有迎接嬰兒，反而拒絕他嗎？可以說因為是父親，就允許拒絕另一生命的自私嗎？」這句話對鳥產生很大的影響。
大江透過一連串與兒子共生的描寫，他說：「我相信我逐漸更深地了解我的兒子，同時我也更徹底理解了和他一起生活的我自己。那就是要正視不知不覺中為靈魂問題所困的我自己。」大江以這種方式，透過文學解決現實的問題，也就是文學的療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