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經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載道」、「文以貫道」、「文以示道」等主張，主要都在提醒寫作的人，文章就像車子，是用來宣達「道」的工具，若遠離了「道」，文章即無價值甚且有害。

簡單的說，就是在強調創作的時候立意要純正、文詞要典雅、境界要深遠，還要從社會的需要出發，少談脫離現實的問題。

在這樣的基礎上，別說那些低俗不雅、無文化內涵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出版問世，大概就連披露情感的散文、描寫風花雪月的詩賦小說，都只能當作文人雅士消遣及寄情的管道，被拒於正統的大雅之書外，更遑論堂而皇之的登上檯面了。

無怪乎司馬遷懷疑孔子他老人家一口氣把三千餘篇的《詩經》刪到只剩下三百篇，雖然他這個說法，頻遭後代學者的質疑，不過在那個文獻用笨重的簡牘或昂貴的繒帛來記載的年代，即使孔子不曾大規模地把三千首詩砍成三百零五首，也一定贊成文章是用來討論知識、宏揚思想的，而不是為了保存大膽激情的歌謠和那些沒有深度的靡靡之音，要不然他也不會很得意的誇獎這三百篇《詩經》具有「思無邪」的特質！

到今天，創作觀念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很少再有人板起臉孔來談「思無邪」這個標準，多半認為創作只是一種創意的追求，一種形式與技巧的表現，甚至只是跟自己或跟別人不斷對話的過程，源自於一種情緒、一個事件、一次感動，不需要背負道德教化的責任，只要文字淺顯易懂，字裡行間又充滿了真實情感，讓人有所觸動、領悟、啟發，這樣的創作觀，似乎符合南朝文學批評家劉勰所謂「文學有其進化軌跡」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