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邶風．擊鼓》：「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詩序》云詩為衛人怨州吁用兵暴亂而作；《毛傳》則詳敘州吁伐鄭的前因後果，以及聯合伐鄭的國家，並指出伐鄭在魯隱公四年（西元前七一九年）；換言之，〈擊鼓〉即作於此年。

朱熹也遵從《詩序》及《毛傳》的舊說，《詩集傳》曰：「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

清代毛奇齡（西元一六二三至一七一六年）《國風省篇》卻反對舊說，認為此詩並非怨州吁，其證有四：

詩曰「土國城漕」，毛氏透過歷史考察，發現州吁當時並未城漕：「其後閔二年戴公渡河廬漕矣，漕未城，故廬而處之，或曰露處焉，使夫漕既城，不露處矣。其後僖二年文公乃復城楚丘，漕未城，故復城楚丘，漕既城，不城楚丘矣，故曰州吁已城漕，誤矣。」此一證也。

毛氏又考察州吁時沒有孫子仲這個人：「夫州吁時曷有所為孫子仲也？」孫子仲不知何許人，此二證也。

而且州吁用兵目的在伐鄭；既在伐鄭而非平陳、宋，與詩中「平陳與宋」便明顯不合：「且夫州吁之用兵也，以伐鄭也，隱四年以諸侯之兵伐鄭，夫伐鄭而告于宋，則夫孫子仲之出以伐鄭與，豈曰平宋焉，或曰平宋矣，以要宋故平宋也，若夫陳蔡本衛睦故從之，是時陳蔡與俱也，則夫孫子仲之出，將與陳蔡共出焉，何平陳焉？」此三證也。

毛氏最後對詩中「不我以歸」提出質疑，認為州吁於隱公四年夏、秋兩度伐鄭，結果「圍而即還」、「敗而即還」，因此伐鄭均有還，沒有「不我以歸」之事：「夏之《傳》則曰『圍鄭東門五日而還也』，秋之《傳》則曰『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也』，何不我歸焉？」此四證也。

以上四證論〈擊鼓〉非怨州吁詩，可以看出毛奇齡對詩旨的推斷，是透過歷史考證方式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