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致豐子愷

（一八八九至一九七五。浙江桐鄉人，一九一四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師從李叔同，為中國著名文學家、漫畫家、音樂教育家、文藝理論家、書法家和翻譯家。一九二七年皈依弘一大師為佛弟子。）

承寄佛書二冊，頃已收到，至感。余本擬在白馬湖過夏。因是間近來兵士忽至。昨午曾到山房擾亂。又聞夏宅即擬移居上海。今後一人居此，諸事困難，現已決定往金仙寺亦幻法師處或他處。二三日內即擬動身也。夏居士如在上海，乞為致候。所有前托帶來各件，皆乞從緩。不宣。子愷居士丈室　
演音疏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一年五月，上虞白馬湖」；《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三一年五月寫於上虞白馬湖」。從書信內容看，此信寫於白馬湖無疑，而二註所註地點亦一致。但二註在時間上相差一年。如果能考證出軍人何時「擾亂」晚晴山房，此信年代問題當迎刃而解。然而目前尚未發現有何線索。故目前只能以弘一大師的行蹤來判斷寫信的時間。「余本擬在白馬湖過夏」一句說明此信寫於盛夏來臨之前，定為農曆五月當屬合理。根據《弘一大師新譜》（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四月版），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弘一大師是在白馬湖度過的。他於該年的秋天才自白馬湖去了金仙寺。而一九三一年農曆四月六日，弘一大師曾在白馬湖給蔡丏因寫過信，農曆五月時，亦幻法師發起創辦「南山律學院」，請弘一大師弘律，這時弘一大師遂赴五壘寺，該年夏天，也未在白馬湖。故《書信集》所註當合理。

六、致劉質平

（一八九四至一九七八。原名劉毅，字季武，浙江海寧人，李叔同在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時學生，曾留學日本，為中國著名音樂教育家。）

遺囑劉質平居士披閱：
余命終後，凡追悼會、建塔及其他紀念之事，皆不可做。因此種事，與余無益，反失福也。

倘若做一事業與余為紀念者，乞將《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印二千冊。

以一千冊，交佛學書局（閘北新民路國慶路口「即居士林旁」）流通。每冊經手流通費五分，此資即贈與書局。請書局于《半月刊》中，登廣告。

以五百冊，贈與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存貯，以後隨意贈與日本諸居士。以五百冊分贈同人。

此書印資，請質平居士籌集。並作跋語，附印書後，仍由中華書局石印。（乞與印刷主任徐曜←居士接洽。一切照前式，惟裝訂改良。）
此書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處。乞托徐曜←往借。
此書可為余出家以後最大之著作。故宜流通，以為紀念也。　　　　　　　　　　　　　　　　　　　　　　　　　　　　　　　　弘一書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二年六月下旬，上虞白馬湖」；《書信集》註：「此信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寫于泉州溫陵養老院」。二註所註有誤。因為此信的同時弘一大師還有便條給劉質平：

第四中學教員劉質平先生
安心頭陀匆匆來此，諄約余同往西安一行。義不容辭。余准于星期六（即二日）十一時半到寧波。一切之事當與仁者面談。

此便條《全集》收錄為單獨一函，亦註：「一九三二年下旬，上虞白馬湖」。弘一大師寫此遺囑和便條的背景是某年陝西大旱，安心頭陀至白馬湖，請弘一大師赴西安去主持一次法會。其時，弘一大師正在病中。因安心頭陀的堅請，為了替眾生祈福，弘一大師終於答應。弘一大師自知健康狀況極差，且路途遙遠、氣候不適。因此，他鄭重地寫了一份遺囑及一張便條，託人帶給正在寧波第四中學任教的劉質平。劉質平收到便條和遺囑後，即趕到輪船碼頭阻止此行。為此，劉質平〈弘一上人史略〉一文有記：「先師出家後，曾生大病三次。第一次在上虞法界寺，病未痊，被甬僧安心頭陀，跪請去西安宣揚佛法，無異綁架，師被迫，允捨身，有遺囑一紙付余。余以其不勝跋涉，在甬輪上設法救回，自輪船三樓負師下，兩人抱頭大哭……。」可以肯定，此事一定發生在弘一大師第一次大病（且地點在法界寺）後不久。

值得注意的是，弘一大師便條中有「星期六（即二日）十一時半到寧波」一語。查萬年曆，一九三二年農曆二月二十七日是星期六，也正是西曆的四月二日。但是又據弘一大師於鎮海伏龍寺手書《佛說五大施經》題記：「歲次壬申二月，大莊嚴院沙門勝髻敬書」，說明一九三二年農曆二月大師還在伏龍寺。同時大師還贈劉質平手書《普賢行願品偈句》，其題記又言：「壬申二月，質平居士始學《大悲陀羅尼》及《般若心經》，書此已奉，敬志隨喜，沙門被甲，時五十三。」故此時大師並不在上虞法界寺。

那麼，便條中的「星期六（即二日）」應該是一九三一年哪一天呢？查萬年曆，一九三一年農曆三月十五日即西曆五月二日正是星期六。根據蔡冠洛文，這一年春起，大師即發病，又根據大師致芝峰法師函，直到農曆九月時病還未痊癒。故農曆三月時，弘一大師正是大病未痊癒之時。而在這一年的農曆二月，大師已居上虞法界寺（參見弘一大師〈圈點南山鈔記自跋〉：「辛未二月居法界寺」），所以，弘一大師到寧波的時間是一九三一年農曆三月十五日（星期六，西曆五月二日）。弘一大師寫此信、此便條必在此前數日。

七、致丁福保

（一八七四至一九五二。字仲祜，江蘇無錫人，數學家兼醫學家，中年後學佛。）

福保居士：
昨承手書，誦悉一一。尊刻多種，亦一一收存。音居新掩關，嫥持佛名，未遑著述。發足之前，瑣事至忙，恐少構思之暇。《內法傳》《無常經》之序文廣告，或可于如新前呈奉。尊刻各籍，或可覓暇與友人共讀數種，陳其所見，恐未能整心一志遍讀一一也。《法苑珠林》之節本，未暇手輯。嘉禾范古農居士，深通性相，音所佩仰。賢首如願乞其輯編，音當為致書將意。承施禪衣之資，至可感謝。但音今無所須，佛制不可貪蓄。謹附寄返，並謝厚意。不宣。五月十五日釋演音

此信《全集》註：「一九二○年舊五月十五日，新城」；《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二○年六月三十日寫于新城貝山」。前者為農曆，後者為西曆，二信所標註時間、地點一致。然而，此信並非寫於新城，而是寫於杭州。《全集》、《書信集》只注意到信中「音居新掩關」之言，就以為此信寫於新城。其實，弘一大師於該年的農曆六月二十日才到了新城。弘一大師信中「音居新掩關，嫥持佛名，未遑著述」之意是到了新城後「嫥持佛名，未遑著述」。信中「發足之前，瑣事至忙，恐少構思之暇」一語正說明了寫信時還未「發足」。而「《內法傳》、《無常經》之序文廣告，或可于如新前呈奉」也說明弘一大師準備在赴新城前將「序文公告」完成的願望。故此信寫於杭州。

八、致王心湛

（一八八二至一九五○。浙江紹興人，曾參與反清革命，晚年學佛。）
損書，承悉一一。小印倉卒鐫就，附郵奉覽。刻具久已拋棄，假鐵錐為之。石質柔脆，若佩帶者，宜以棉圍襯，否則印文不久將磨滅矣。朽人于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印光大師。前年曾致書陳情，願廁弟子之列，法師未許。去歲阿彌陀佛誕，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寶慈力加被，復上書陳情，師又遜謝。逮及歲晚，乃再竭誠哀懇，方承慈悲攝受，歡喜慶幸，得未曾有矣。法師之本，吾人寧可測度。且約蹟論。永嘉周孟由嘗云：法雨老人秉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雲谷。憲章靈峰（明蕅益大師），步武資福（清徹悟禪師），弘揚淨土，密護諸宗。明昌佛法，潛挽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二百年來，一人而已。誠不刊之定論也。孟由又囑朽人，當來探詢法師生平事房蹟，撰述傳文，以示後世。亦已承諾。他年參禮普陀時，必期成就此願也。率以裁覆。未能宣悉。　　　　　　　　　　　　　　　　　　　　　二月四日曇昉疏答

閱《淨土十要》，宜先閱《念佛直指》《淨土法語》《淨土或問》《淨土十疑論》。後閱《西方合論》，又閱《十無生論》，宜參觀《親聞記》。最後閱《彌陀要解》，參觀《便蒙鈔》。

此信《全集》註：「一九二四年舊二月四日，溫州慶福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寫于溫州慶福寺」。弘一大師於一九二二年致書印光大師陳情，印光謙詞不收；一九二三年佛誕日又臂香陳情，印光仍遜謝。一直到了一九二三年年末，弘一第三次陳情，印光大師才破例收為弟子。故《書信集》一九二三年寫此信必不可能。就寫信時間論，此應以《全集》為準。但寫信地點不是溫州，而是衢州。理由是弘一大師致李聖章信中已就該年回溫州的時間說得十分明確，即農曆四月二十五日。（中）
──節錄自《普門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