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律宗大師僧祐（四四五~五一八）耗費半生歲月，編纂《出三藏記集》，這是現存最早的一部佛教經錄，因為是僧祐所編，故稱《祐錄》。書前總序說明體例分四大部分：「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集錄了東漢至梁所譯三藏之緣由、目錄與譯本同異、譯本之序跋與有索引功能的雜錄，還有譯經者傳記。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謂其成於天監年間；陳士強《佛典精解》說：「約撰於天監九年（五一○）至十三年之間」；也有說是僧祐卒前完成。其實十卷本《祐錄》在南齊已成書，目前所見十五卷本，則是梁武帝天監年間擴充續補的。

《祐錄》卷十二〈釋僧祐法集總目錄序〉下列八部法集，其中第三帙《出三藏記集》，即標為十卷。〈總目錄序〉云：「少受律學，刻意毘尼，旦夕諷持，四十許載。」出家人二十歲受具足戒，慧皎《高僧傳》載法穎傳授僧祐《十誦律》，僧祐「年滿具戒，執操堅明」，而既諷持四十餘年，則〈序〉當成於六十多歲，僧祐於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圓寂，年七十四，故〈序〉是天監早期寫成；又八部法集的第四帙《薩婆多部相承傳》有〈薩婆多部師資記目錄序〉云：「祐幼齡憑法，季踰知命，仰前覺之弘慈，奉先師之遺德，猥以庸淺，承業《十誦》，諷味講說，三紀于茲。」三紀為三十六年，諷味講說迄今已過知命，則其撰年約五十餘，尚在齊代，十卷本《祐錄》與之同時合集，故書成於齊明顯有據。也因《祐錄》初稿成於齊代，所以書中對梵語轉成此土語言，才會用「齊言某某」釋之。

至於擴充續補的《祐錄》又是何時完成？

饒宗頤〈論僧祐〉考定卷十二〈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下所列〈皇帝注大品經記〉成於天監十一年，故云：「成書必在天監十一年以後。」

陶禮天〈《出三藏記集》與《文心雕龍》新論〉又提及：「這十五卷本《出三藏記集》有記載天監十六年事。」

「天監十六年事」其實和〈皇帝注大品經記〉有關；而說是「天監十六年」，當起於內藤龍雄〈梁の武帝と《般若經》〉之考證，內藤龍雄提出三點論據，斷定梁武帝〈注解大品經序〉應撰於天監六年。第一，〈序〉提及「天保寺法寵」，而法寵天監七年已從「天保寺」移居宣武寺。第二，《般若經》「東漸二百五十八歲」，「五」為「四」之誤，正是天監六年。第三，道宣《續高僧傳．僧旻傳》云武帝於天監六年「注《般若經》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弘厥典。」

但問題就在第二點。《祐錄》卷八梁武帝〈注解大品經序〉原文云：「此經東漸二百五十有八歲，始於魏甘露五年至自于闐。叔蘭開源，彌天導江，鳩摩羅什澍以甘泉，三譯五校，可謂詳矣。」

內藤龍雄誤解從魏甘露五年（二六○）經二百五十八歲，至梁代為天監十六年，其實武帝是說《大品般若經》東傳二百五十八年，才從于闐來到魏土，先後歷經竺叔蘭、道安、鳩摩羅什的翻譯。

《高僧傳．朱士行傳》也說：「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跡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若對比《祐錄》卷二的記載就更加清楚：「魏高貴公時，沙門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到于闐國，寫得此經正品梵書……」

由此可知「天監十六年」說法訛誤。當僧祐弟子寶唱於天監十三年撰成《名僧傳》時，《祐錄》譯經者列傳早已不續補，寶唱〈名僧傳序〉才會說：「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諸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捃拾遺漏。」而《祐錄》卷七尚有王僧孺〈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讚〉謂廣州南海郡民何規，於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在豫章胡翼山獲得《慧印三昧經》，這是書中所載最晚的時間，擴編明顯接近尾聲，因此十五卷本最後成書，自應在天監十四五年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