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克歡

上一世紀八○年代初，鍾喬從台中負笈北上，到台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師從姚一葦先生學習戲劇。大約也就在此前後，他登門拜訪知名左翼作家陳映真，系統接觸左翼革命理想與理論。從此，一生與戲劇及左翼結緣。革命的、抗爭的、為底層吶喊的左翼思潮，成了他生命的底色；詩與戲劇，成為他叩問歷史、質詢現實、爭取未來的戰鬥武器。

一九九六年底，鍾喬和他的夥伴們，在人間民間劇團的基礎上，組建差事劇團。劇團名字借自陳映真發表於一九六七年的短篇小說《第一件差事》。在鍾喬和他的夥伴們看來，從事民眾戲劇，是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是他們人生義不容辭的第一件「差事」。

在台灣，左翼戲劇有著悠久的歷史。二十世紀二○年代，各地文化協會所倡導、推動的「文化劇」活動，是嚴酷的日據時代，青年知識分子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爭取民族解放的利器。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張深切、張維賢等人。前者於一九二五年發起組織「草屯炎峰青年演劇團」，寫有《接木花》、《暗地》、《論語博士》等多個劇本。後者是星光演劇研究會的核心人物，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無政府主義團體——孤魂聯盟，次年七月，被日本警方取締。

被稱為「早期左翼文學最引人注目的號手」的楊逵，三○、四○年代在寫作〈送報伕〉、〈水牛〉、〈無醫村〉、〈模範村〉等小說的同時，也發表了《豬哥仔伯》（一九三六年）、《父與子》（一九四二年）、《剿天狗》（一九四三年）等劇作，以樸實無華的筆觸，嘲諷盤剝民眾的殖民勢力，表達了深廣的人性憂思與社會關懷。

光復初期，百廢待興，然而官方政黨接收大員貪腐顢頇，富商士紳圖謀私利，民怨聲浪日熾，遂釀成此後半個多世紀仍流血不止的歷史傷口——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此前不久，成立於一九四六年的聖烽演劇研究會在台北中山堂推出了台灣演劇史上第一部具有鮮明社會主義傾向的獨幕劇《壁》，生動地描述一壁之隔、貧富懸殊兩家人的悲歡兩重天，真切地呈現了時局錯亂、價值顛倒，感同身受地傳達了民眾生活艱難困苦、求告無門的愁悶與憤懣。劇作者簡國賢於二二八事件後投身武裝鬥爭，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六日，被槍決於台北馬場町刑場，犧牲時年僅三十七歲。

在白色年代，台灣左翼文藝遭到執政黨當局全面撲殺，瘖啞失聲三十餘年。直到八○、九○年代，左翼戲劇家再次將「演講／報告」引入戲劇演出之中，成為一種嶄新的戲劇形式——報告劇，先後演出了《幌馬車之歌》（一九八九年十月，編劇藍博洲、導演王墨林）、《射日的子孫》（一九九○年十月，編劇藍博洲，導演黎煥雄）、《春祭》（一九九四年三月，編劇陳映真，導演鍾喬）……

從人間民眾劇團、民眾文化工作室，到差事劇團，台灣左翼戲劇完成了薪火相傳的重生與突破。近十年來，差事劇團的活動更遠遠地超出台灣本島的範圍，延伸到東亞、東南亞反強權、反壓迫、反殖民的民眾戲劇活動現場。多年來，鍾喬僕僕於途，奔走於台中九二一地震災區重建現場的石岡、北京五環外城鄉結合部的皮村、南韓光州事件死難者的墓園、日本「越後妻有」地區大地藝術祭所及的偏遠小村落……與各國、各地民眾戲劇工作者深入交往。《靠左走》所記述的，正是鍾喬近二十年來的行跡、思緒與心路歷程，以及對同道者如王墨林、莫昭如、吳耀忠等人的深深思念與評析。

從學生時代至今，鍾喬珍藏、熟讀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尤其鍾愛其中的〈題辭〉、〈影的告別〉、〈過客〉緒篇。魯迅先生的作品蘊藉廣遠而深刻，讀魯有歷史／現實的、哲學的、藝術技法的……多種不同的角度與方法。然而，魯迅複雜糾結的現實體驗與深邃的人生哲理感悟，是渾然融徹的。剝離了他對生活遭際的獨特感受，與對歷史現狀始終如一的關切，侈談魯迅對黑暗、對幻滅的本體論絕望與悲劇哲學，無異是炫玄浮議、談空說嘴。

作為一個極富詩人氣質的戲劇家，作為一個遠離「等待啟蒙或啟蒙他者」的思想者，鍾喬讀懂魯迅，不是在幽靜的書齋，不是在知識生產的大學課堂，而是在下層民眾的鬥爭現場。從白色歲月，到如今這個所謂歷史終結的「告別革命」年代，其近乎痴頑的戰鬥精神，對殖民／後殖民的無情批判，在在都能見出魯迅的身影。在一系列他所原創的劇作（《記憶的月臺》、《海上旅館》、《霧中迷宮》、《子夜天使》……）中，人們一再與他所著力渲染的魔幻場景相遇，裡面有各種從歷史縫隙滲漏出來的邊緣記憶，有無數迷失在記憶之霧中的受難者的冤魂，不斷迴旋的夢境與交相滲透的回憶，充盈著魯迅式的信念與虛無彼此纏繞的多重悖論……

自然，影響鍾喬精神世界的，不獨魯迅，還有布萊希特（B.Brecht）、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陳映真等許多現、當代文學家、戲劇家，尤其是那在後革命、後工業的消費時代不改初衷的獨自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