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所謂中國禪宗的「地方性」，主要是指以惠能為代表的南宗禪疏離於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及中心佛教勢力的性質，或者說它作為一種處在邊遠地區的佛教，與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及中心佛教勢力保持著一定的張力。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禪宗史研究始於胡適。他根據新發現的文獻資料重新勾畫禪宗的歷史，並從外來文化中國化的角度解釋佛教的演變，確立了中國現代的禪宗史研究的基本思考模式。胡適的禪宗史研究雖然富有創新意義，但是他的研究結論也引來諸多爭議，其中在南宗禪創始人問題上的神會創始說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本文檢討胡適的禪宗史研究，目的是要從他的禪宗史觀念引出問題，然後沿著這個問題探究南宗禪乃至中國佛教的特性。本文試圖結合南宗的實際情況以及中國佛教史上的典型事例，對胡適的禪宗史研究中過分看重中央或政治文化核心圈的價值的歷史觀加以檢討，從而揭示禪宗及中國佛教的地方性特點。這是本文提出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

（一）神會創始說與考據學

胡適的神會創始說最早見於他的《荷澤大師神會傳》。文中通過解決《壇經》的作者問題來說明南宗的創始人是誰。為了說明神會是南宗的創始人，他從三個方面證明神會是《壇經》的作者：一是敦煌本《壇經》中記有惠能臨終時的「懸記」，其內容是預言惠能死後二十餘年將有人出來豎立宗旨；二是韋處厚的〈興福寺大義禪師碑銘〉裡說神會的「習徒」「竟成壇經傳宗」；三是「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現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胡適得出結論，認為神會是「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

胡適通過「內證」揭示了神會語錄和《壇經》之間的一致之處，所謂「內證」，

是指通過兩個文獻在內容上的類似或一致來證明其中必有一偽。胡適說：「我以﹝禪宗﹞內部的資料，證明它是神會的偽託！根據我的考據，神會實是《壇經》的作者，因為《壇經》中的許多觀念都和我在巴黎發現的《神會和尚語錄》及其他有關文獻，不謀而合。」

然而胡適的結論並不能排除相反結論成立的可能，儘管他為自己的結論提供了一些佐證，但是那些佐證都經不住推敲，例如《壇經》中的「懸記」很可能是神會一系的纂入，韋處厚的〈碑銘〉也不能證明神會一系偽造了《壇經》。這在一向主張「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胡適來說，多少顯得不可思議。

（二）神會創始說與中央中心主意關於這個問題，其實也早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過探討。例如任繼愈曾經指出，胡適之所以抬高神會的地位，除了因為他企圖炫耀自己的新發現之外，還因為他欣賞神會的政治性格、政治策略以及神會的宗教觀。葛兆光也曾直接探討過為什麼胡適根據新的資料和新的研究方法卻得出無法令人信服的結論的問題，認為其原因在於疑古觀念的作祟。

這些探討其實都涉及到在考據本身之外而又對胡適作出神會創始說的結論具有影響作用的觀念性因素，但是都沒有切中真正的要害。要弄清導致胡適提出神會創始說的原因，考察的範圍除了他自己提出的資料證據之外，還應該包括作為研究者的胡適本人的觀念性因素，這些因素實際上構成了他在處理研究對象時的背景觀念，無形中左右著他對考據資料的估價定位與分析取捨。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如果對胡適禪宗史研究的整個過程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直接影響他得出神會創始說結論的一個主要因素是他心目中一直抱有一種觀念，那就是重視中心佛教及人物的地位和作用，而輕視邊緣地區佛教及人物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姑且把這種觀念稱為中央中心主義）。

以後，在胡適作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中國中古思想小史》講義和一九三四年的《中國禪學的發展》講演中，均有相當多的篇幅論及惠能與神會，其中每每把惠能稱為「廣東佬」或「不識字的和尚」。
 
胡適作為不信宗教的學者研究禪宗，本可以對惠能與神會平等對待，即便要強調神會的歷史地位，也無必要使用輕蔑的口吻稱呼惠能。究其原因，無非是因為惠能在胡適的心目中不過是個局限於嶺南一隅又沒有文化的和尚，而神會則挺進中原影響中央，且具有相當高的文化教養，無論從地理、政治、宗教、文化等哪個側面來看都屬於中心圈裡的人物。從中心或中央的立場來看，惠能自然就顯得無足輕重了。

在關於惠能與神會的對比評價中，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胡適反覆強調惠能是一個「不識字的師父」或「文盲和尚」，是神會把惠能的教義傳入中原，於是惠能才得以「名滿天下」。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從知名度和文化教養的程度對二人所作的評價。

按照胡適的觀點，似乎可以說不識字的惠能只能提出簡單的教義，與此相應，他的影響也只能限於一個區域，而只有具備較高文化教養的神會才可以提出比較精緻的教義，因而也才有資格進身中原。

二是他明確提出惠能是「一位區域性的和尚」，是神會把惠能的教義傳入「中原」。關於惠能的地方性，胡適在此之前往往用「南方」這一含義具體的方位詞加以表示，相對於唐代政治文化（包括宗教）中心地區的「中原」而言，這一用語的嚴格意義自然是指中央以外的地方或政治文化中心圈之外的邊緣地區。

眾所周知，所謂「中原」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地理概念，其傳統意義是指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帶，它不僅在政治上是皇權所在的廣義象徵，同時在隋唐時代也是主流佛教集中的地帶，因此，當胡適把「區域性」和「中原」對照使用的時候，這兩個詞的對舉便不僅僅意味著它們所代表的地域範圍的差異，而是同時還意味著它們所體現的政治文化上的位勢差異。

胡適強調惠能是一位「區域性的和尚」，實際上也就把惠能定義為處在邊緣位置、只具有局部性影響、不具有正統性的人物；而他強調神會挺進「中原」並取代了北宗的位置，就意味著神會是佔據了中心位置、具有全國性影響和正統性的人物。

三是胡適明確斷定惠能六祖地位的確立是由神會成為七祖而連帶產生的效果，而神會的「革命大業」的成功──即「推翻了北派禪宗」、「奠立了南派禪宗」──的標誌就在於皇家承認了其七祖地位。

在胡適心目中，似乎皇權的認可乃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果神會不被皇家封為禪宗七祖，那麼北宗既不會失去原有的正統性，惠能也不能被公認為禪宗六祖，南宗也不會取得正統地位。

小結

透過上述關於惠能與神會的對比評價，可以看出在胡適的心目中其實已經預設了一個禪宗克里斯馬的標準，即有文化、處在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帶、得到皇權的認可和支持。從這樣的標準來看，具備上述條件的恰恰是神會而不是惠能，所以神會才應該是禪宗的真正的克里斯馬，那麼當發現兩者的語錄具有相同的觀點時，那就很自然地認為神會才擁有這些觀點的發明權，也決定了胡適在神會與惠能的歷史地位評價以及《壇經》作者歸屬問題上的判斷走向。

那麼，這樣的觀念是否符合南宗乃至中國佛教史的實際情況呢？這就是從胡適的神會創始說裡引出的一個饒有意味的問題。弄清這個問題，不僅可以判明胡適觀念的正確與否，而且有助於我們對禪宗以及中國佛教某些性質的把握和理解。就目前的研究階段來說，後一方面的意義比前一方面的意義更為重要。接下來本文即根據禪宗以及中國佛教史的實際情況對這種觀念加以檢討。（上）
──節錄自《普門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