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菸害防制法及菸酒稅法修正，政府調高菸品的健康福利捐，預估一年將可挹注健保六十億元，然而除了可補強健保的財源收入外，也隱含更深邃的人文思考。

基本上，因應吸菸行為所造成的諸多成本，進而賦予了課徵菸品健康福利捐的正當性，但基於菸品是「非基本需求且不可被替代」的道理，稱之為「健康福利捐」有商榷的必要，特別是回到啟蒙的社會教育層面上，「菸品  健康福利捐」更有誤導的嫌疑，冀此，菸品健康福利捐有必要正名。

此外，健康福利捐的收入雖有專款專用的限制，但用於包括全民健康保險安全準備、中央與地方的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和社會福利等的指定用途，除卻消極的疾病治療外，亦應有對健康自主管理的積極作為，就此而言，菸品健康福利捐就不全然在調漲幅度和以價制量的制約效果，而是該檢討菸害防制工作的缺失與限制。

事實上，菸品所糾結的龐大商業利益，造成近年來台灣社會吸菸行為，在屬性上產生明顯改變，包括吸菸族群年輕化、大量女性加入吸菸族群及淡菸化等惡質性的發展，特別是對照兒童少年福利法的規定，吸菸族群的年輕化，必須全面檢討上游製造、中游行銷與下游販賣的結構環境。

至於吸菸行為與性別變項的關聯，更會造成各種非能預期的嚴重後果。女性負有孕育後代的使命，當尼古丁毒素累積在體內，藉由臍帶會使胎兒不健康，而後續的醫療成本更是龐大，吸菸行為的代價已超乎個體層次，而是擴及整體社會。

準此，如何正視吸菸行為已成為集體性的社會事實，特別是吸菸可能對人體造成戕害，及各種不良後果的教育宣導，這是推動菸害防制工作重要的課題；另外，二手菸對無辜受害者的傷害，也指明吸菸行為不只是偏差行為，而是一種傷害他人的犯罪行為，因此，菸害防制應不只是菸品的防制，更該擴及到犯罪預防及矯治的積極作為上，特別是須檢討低價位的菸品政策，及菸害防制的修法。

菸品充斥著業者覬覦的「生機與生財」、消費者追求的「生趣與生命」，及社會亟待悍衛的「生存與生機」的拉鋸，然而，大家必須思考購買菸品的吸菸消費行為，固然是經濟行為的一種，但是否有利於社會的良善？所以，各種防範與限制措施，都應視為是一種必要之惡的權宜手段。

禁止吸菸就如同嚴禁賭博一般，在提供我們教導子女的一種普世價值時，對菸品行銷廣告和菸價課稅等他律規範的修法內容，我們寧願保守、謹慎，畢竟，吸菸者沒有殘害自己健康的自由，更沒有加害公眾健康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