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點：揚州鑑真圖書館
主講：孫立群
日期：2008.05.03
什麼是中國古代士人的精神？士人也可以稱為士，商周時代的社會結構就是王、諸侯、卿大夫、士，按照這個金字塔的結構，士是貴族的最底層，他們是按照血緣的關係服從於上一級貴族，因為當時的宗法制跟分封制限制了他們，他們的人生不自由，每天替貴族做事。到了春秋戰國這種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為最底層的「士」提供了重要的契機，在學術著作當中往往給他一個定義叫作「非宗法性的士」，也就是說他們不受上級貴族的、血緣的、宗法的控制了，而是變成相對自由的人。在這過程中有三個自由是我們今天研究春秋戰國非常重要的條件。
士不可不弘毅
第一是「流動的自由」，我們略為回顧一下春秋戰國歷史，就會發現那時候的人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其他地方去創業、施展才華是非常正常的事，當時有一句話「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就是說作一個士人、一個有知識、有技能的人，整天留戀自己的家鄉你就不是一個士人，真正的士人應該是志在四方，以天下為己任，所以春秋戰國許多人都是在其他地區創業，在其他地區為社會作出貢獻的，而這個地區也就是益於他發展自己、成就自己。例子如大家知道商鞅幫助秦孝公變法，使秦國強大了，其實商鞅根本不是秦國人，他叫衛鞅，衛國是當時的一個很小的國家，但是後來他不願意在這兒又到了魏國，到了這兒以後他還不滿足，後來又到了秦國。這種例子在戰國比比皆是，所以在那個時代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是一句肯定的詞，不是像我們今天說不安心經常跳槽，在春秋戰國時代，無論做什麼都是從自己內心出發的，像莊子一樣也可以，就給大家發揮潛能帶來了條件，做自己願意、喜歡的工作，一定能做得好，這是第二，就是「擇業的自由」。
第三個最重要，是「思考的自由」。中國社會由於長期專制的統治，許多領域許多範圍不允許人們去思考，譬如春秋戰國以前，對王、對天不能隨便的質疑；但是春秋戰國以後，大家會發現人們不再受它的限制了，傳統的觀念都被打破了，質疑天、質疑鬼、質疑神，對那些帝王大家可以隨便批評、可以指斥，所以這種思考的自由，給人們觀察社會、認識社會帶來了很深刻的感覺。
自由，使我們感覺到春秋戰國是中國最初知識分子形成的一個社會大環境，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士人的一種特質，就是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參與意識。
由於春秋戰國是一個動亂的時代，人們都在思考國家、社會向何處去，自然而然萌發了關注社會、為社會作貢獻的志向。
第一，他們有主人翁精神，敢於擔當，敢於去接受社會的挑戰，比如大家很熟知的孟子那句話「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完全站在我為社會要作貢獻，捨了我還有誰；而這種承擔精神具體表現，是一種很理性的實踐精神，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簡稱修齊治平，這已經成為我們民族特有的語言了；這過程中，把國家的事放在第一位。明朝末年東林黨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還有一句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聽起來確實感到很振奮。而他們表現的就是一種不懼危難到處奔走、遊說，因為知識分子沒有刀、沒有槍只有筆、只有口舌，所以我們看到了從孔子到孟子，從韓非到李斯到商鞅，周遊列國不斷的宣傳自己的主張。
從道不從君
在這過程中體現了士人的第二種精神，就是「從道不從君」，什麼意思呢？他們堅持正義，堅持大的道理，對君主可以批評他甚至可以背棄，比如孟子在梁惠王面前侃侃而談，批評梁惠王「率獸而食人」意思是：帶領一批野獸去蠶食老百姓。當時社會，士人愈批評，君王就愈對士人恭恭敬敬。
這種參與精神、對社會的責任感還體現在士人「憂患意識」的特質上，就是士人憑藉自己對社會的觀察，往往在歌舞昇平、國泰民安的時候發覺了社會的問題所在，即時提出警告，但是因為太超前了，當政者、周邊的人不理解，所以往往陷於一種悲劇狀態。比如西漢初年劉邦分封他的子弟為王。
漢文帝時一位年齡很輕的書生賈誼，由於經常在朝政上提出對朝廷、國家的許多建議，所以他很年輕就當上了太中大夫，以至於好多老臣對他都很嫉妒。賈誼提出了一篇〈治安策〉，後來被人誤解，連漢文帝都不理而被趕出了朝廷，所以他鬱鬱寡歡三十二歲就死了。之後的漢景帝時，也有一個謀臣叫作晁錯，跟賈誼的性格完全一樣，甚至更剛烈，他看到那些地方的諸侯權力太大了，就大聲疾呼，漢景帝不以為然，可是晁錯的父親卻感覺到了。他說，晁錯啊，你這樣做可要出事。晁錯說，我不這樣做宗廟不安、天下不定，我不這樣做國家要出事。這些憂國憂民、見微知著及早發現問題的人，尤其是敢於大膽提出的人，往往是要擔風險的甚至有個人性命的安危。
在中國歷朝歷代都有這樣的人，不為個人身家性命，以國家為重，所以「憂患」幾乎成為中國古代士人的代名詞，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珥?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這種憂在中國可以是傳統士人的最大特點。
士人閱讀生活
我想談一談士人的生活，既然是士人一定是熱愛文化，所以大凡有知識的人，他的生活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讀書。
中國古代士人讀書有兩種用意，第一是「功利性讀書」，就是為了解決個人的前途、社會地位。從漢朝以後要想作官就看讀書的本領，歷史上那些家喻戶曉的故事都是說經過刻苦讀書，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比如戰國的蘇秦「錐刺股」。中國從戰國以來，家長希望孩子讀書作官，呂不韋通過作官既富又貴，光有錢不行，沒有地位，所以呂不韋後來也棄商從政；乃至於從宋以後不斷流傳出許多勸子詩、勸學詩，例如有一首非常典型的「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這種詩在古代是家喻戶曉的。
第二是「閒適性讀書」，宋代大文學家黃庭堅說過這麼一句話，士大夫如果三天不讀書，就理義不交於胸，同時對鏡子一看也覺得自己面目可憎。他的道理是要經常讀書。
有名的女詩人、女詞家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趙明誠兩人茶餘飯後讀書找樂趣，指出一段事或一個人，讓對方說是在哪一本書第幾卷，說對了獎勵給你一杯好茶，說錯了懲罰，兩個人為了這個事常常是開懷大笑。
宋朝一位文學家倪思，他說大千世界有各種聲音，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他認為這聲音都太好了，真可謂是至清者也，但是以讀書聲為最。
清代的張潮什麼季節讀什麼書都講究，讀經宜冬，其神專也；夏天時間長，史書又是很多，可以多讀一些；讀諸子宜秋，在天高氣爽下讀諸子，就讀出味道來了；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古人把讀書視為無上的高尚，讀一本書，可以躺著讀、坐著讀，多麼自在，現在年輕人可能不習慣，但是我總覺得盡可能的還是尋找讀書的樂趣吧！
科舉入仕生活
另外是「入仕生活」。仕就是單立人加上一個士兵的士，是能夠作官的士人。漢朝設立太學，這是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來的，設立太學、設立經書，讀完以後考試合格畢業了就有了作官的資格。
到了唐朝，大家知道科舉制逐漸完善，作用非常大。進京中了舉人、進士即刻榮宗耀袓，似乎人的一生，就在中舉的這一剎那。宋朝以來傳說有一首詩是人生四大樂事：久旱逢甘露，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一旦有了經書的基礎要作官，這種思想由來已久，所以，這麼艱苦的讀書生活，一旦見到金榜有自己的名字，可想他有多高興。從中國古代太多的落第詩、中第詩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特有的政治環境與考試制度，使得士人不得不去被規範。
唐太宗看到士人拿著考卷魚貫而入規規矩矩，非常高興說了一段話：「天下英雄進入吾彀中」是什麼意思呢？天下的英雄都是寶箭，都進了的我的箭套裡了。有人說中國唐代的官員大部分都是詩人，一點不假，到了明清，官員個個都像書法家。但是規範、個人的個性被壓抑，再加上專制、文字獄使得中國官員暮氣沉沉，這是中國文化的另一面，所以我們對這個問題要全面的去看。這是關於科舉生活。
我想再說一個生活，就是中國古代讀書人很苦、很累，為了作官很操心、也很傷心。但是還是有一批人很瀟灑、自在。魏晉人特有的一種風度「貴適宜」，就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我想不光是魏晉人，中國古代確有一批人，我給它概括為「儒道互補型」。例如，范蠡看到句踐走了以後，給他的好朋友文種寫了一封信「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比如張良幫助劉邦得了天下以後，主動請求到山裡去修行；陶淵明作縣令，很短的時間就辭職回歸田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二人是保全自身求得自己的自由。
千年不復朝 賢達無奈何
在中國古代士人生活中還有一個觀念很值得注意，就是對死的觀念，現在我們如果查這方面資料，常常看到依儒家的觀點「不知生，焉知死」，不談死，我想這裡面兩個原因，第一太恐怖了，誰沒事去談死啊！第二說不清死亡的事，是一個很神秘的事，為什麼有人這樣死的，為什麼有人那樣死的。
可是到了東漢末年以後，社會太動盪了，加上公元後的二百一十七年一場大瘟疫，我們知道建安七子有好幾位都死在那場瘟疫中，在這過程中人們迴避不得，而漸漸的感覺到死是人生的必然，是人生的歸宿，人生就像一滴露水、一粒灰塵轉瞬即逝。這麼短暫的生命怎麼辦？於是抓緊時間享樂人生成為魏晉人士的一個特點。就是人們對死已經淡然了。
陶淵明的〈自輓詩〉可說代表了當時士人對死亡的最高境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他寫的是自己已被安葬了，他看到非常肅穆哀痛的場面，連馬也叫起來了。後半段「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這個境界是不是使我們感覺到坦然，不為死而恐懼，不為死而大操大辦。我想陶淵明能把死看得都很淡然，他的生，一定是更加的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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