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亞當．庫查斯基 譯／葉文欽

二○二○年三月二日，在結束整整一天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後，我從位於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倫敦辦公室出發，走了一小段路就到了BBC的廣播大樓。我去那裡是為了接受周一晚間新聞的採訪，而前一天我才剛和同事整理出一份新的分析報告，裡頭對新冠疫情在英國之後的發展情況相當悲觀，但此時內容尚未公開。BBC的記者向我詢問，當時的局勢如何，而疫情未來的走向又如何；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英國國民保健署是否會招架不住？

我接下來的那番話，在未來幾個月都讓我耿耿於懷。或者更精確地說，問題出在我沒說出口的那些話。我當時給了一個略顯笨拙的回答，一方面指出若疫情失控將威脅整個醫療體系，但同時又不希望顯露出結果已定、局勢無法挽回的意思。我腦中清楚記得我們推估的結果，根據數據來看，即便我們大幅改變生活方式，仍可能有數十萬人會死於新冠肺炎，但不論是在那次受訪或是其他節目上，我都沒有提及這些數字。而這就是二○二○大半年裡我反覆在心裡想的問題：我當時是否應該說出來？

如果我當時在節目上說出那些分析結果，那就會碰到兩個問題，其中一個是我當下其實就意識到的，另一個則過了好幾個月才完全明白。第一個問題在於，我受訪時那些分析結果尚未發表，沒有網上的報告，也沒有科學論文，也拿不出模擬模型的原始程式碼。按照我一貫的原則，只要拿不出公開證據作為支撐，我就會避免在媒體上提出相關主張，畢竟沒有證據，我光是說出一堆數字又能說服誰呢？

在那之後的幾個月裡，我反覆回想每天和每周發生的事，不斷揣想著當時要是能讓資訊更透明一點的話，之後會有不同的結果嗎？如果我們早期所做的新冠分析能達到近乎不可能的完美三角，也就是兼顧快速、札實還有公開，那又會怎麼樣呢？再如果當時的即時資料來源沒有那麼零碎而遲緩，以至於造成誤導呢？其實，如果當時大家都能明白此刻正面臨什麼樣的處境，我相信就會促成比較有意義的公共討論，也會引導出更好的政策抉擇。

然而，我前面所說的第二個問題就出在這裡，這比第一個問題要深刻得多。到了二○二○年夏天，英國能取得的資料來源已經比之前豐富很多，包括抗體研究、隨機的社區檢測、對社交接觸情況的調查等等。而且大家也已看到拉丁美洲部分地區因新冠疫情失控所造成的傷害，像是有人橫屍街頭，或是死者太多只能集體合葬，還出現了巨大的超額死亡率。

從此時的狀況來看，我們確實擁有了我在疫情初期所渴望的條件，掌握了證據與透明度。可是二○二○年八、九月，英國的感染人數再度開始攀升時，媒體上卻出現了好些聲音，想辦法假裝問題並不存在。他們堅稱檢測方式有瑕疵，因此根本無法真正測出新增的感染情況；他們還認為，就算疫情真的在不斷擴大，反正每日死亡人數依舊很低，這就代表不用擔心。這些人的說法獲得了廣泛的報導，因此也傳入了政治人物的耳中，就像科學記者湯姆．惠普爾後來形容的：「我們需要的是針對政策的辯論，結果我們卻是在辯論現實本身。我們沒用成熟的方式討論該怎麼做，反而在這場鬼話連篇的嘉年華裡玩起打地鼠遊戲。」

「不證自明」的公理？

我錯了，錯在誤以為只要把足夠的疫情證據公開擺在大家眼前，當下情況就會變得一目瞭然。這樣自以為是的想法造成許多問題，有時候問題甚至都逼近到自己家門口了。在二○二○年英國第一次開始封城後的幾周，我太太告訴我，她之前並沒真正意識到封城的影響會有多大，她後來坦言：「你說會持續這麼久時，我其實並沒完全相信你。」儘管我給她看過很多證據，也對這個問題談過了多次，但我卻一直沒有意識到，這其實並沒有說服她。

歐幾里得在撰寫《幾何原本》時，在開頭就列出了許多「不證自明」的公理，對各種形狀的特質下了定義。因為如果不先把這些設定為普遍適用的事實，之後就不能推導出各種定理。「不證自明的真理」這個概念後來也寫在了美國的立國文件上，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根基。然而歐氏幾何的研究在後來被人發現了漏洞，美國的「國家公理」也一樣出現了動搖，林肯後來也體悟到，這些觀念只是有待證明的命題，而不是舉世公認、不證自明的事實。那麼，在如今這個數據多到讓人目不暇給、意見更是多到讓人眼花撩亂的世界裡，我們應該要怎麼做，才能加速這個證明的過程呢？（摘自《證明：人類如何在不確定的世界探尋真相的故事》，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亞當．庫查斯基（Adam Kucharski）

倫敦衛生暨熱帶醫學院教授，專攻傳染病疫情分析，並以此獲得2023年亞當斯數學獎。他經常受邀於平面與廣播媒體發表評論，另著有《勝算：賭的科學與決策智慧》與《傳染力法則：網紅、股災到疾病，趨勢如何崛起與消長》，目前居住於英國赫特福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