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公共媒體存在的理由，是承擔商業邏輯做不到的公共任務，而非補足商業媒體不想做的業務。而氣候變遷正是這樣的公共任務：商業媒體依收視率與流量運作的體質，很難持續投入。公共媒體理應承擔責任。

國際上做得成熟的公共媒體，例如英國廣播公司（BBC），已經把氣候報導寫進編輯準則與記者訓練，形成常態化的編採機制，不再仰賴個別記者的熱情或單一節目的靈光乍現。英國的氣候風險並非特別突出，關鍵在於BBC把氣候變遷定位成新聞專業的核心職責之一，如同它處理經濟、司法或外交新聞一樣，需要固定的人力、穩定的預算、明確的編輯方針。

台灣的公共電視（以下稱公視）並非沒有能力做到類似的事。《我們的島》與《獨立特派員》這類節目，多年來累積不少紮實的氣候與環境專題，證明公視內部確實具備做深度報導的專業能量。問題不在於公視「能不能」，而在於這樣的能量，目前仍高度仰賴個別節目與個別團隊的努力維持，而不是整個機構層級的常態化編採制度。

台灣面對的氣候風險，並不亞於任何一個已開發國家，甚至在某些面向上更加嚴峻，這件事對台灣尤其重要。夏季高溫天數逐年攀升，各地缺水與限水的警戒周期愈來愈短，颱風降雨強度的極端化也持續衝擊農業與基礎建設，而作為海島與高密度城市共存的地理條件，海平面上升與沿海地層下陷的疊加風險，也不是遙遠的假設情境。台灣的公共媒體如果願意把氣候報導做成常態編制，面對的並非「要不要做」的選擇題，而是「本來就該做」的必答題。

也正因為如此，公視其實握有一個比許多國家公共媒體更有利的位置：不需要說服觀眾氣候變遷很重要，因為多數台灣人已經在生活中感受得到。公視要做的，是把停水的不便、颱風後的農損、電費帳單上的用電警訊，這些分散的個人經驗，轉譯成可以理解的公共議題，讓觀眾看懂現象背後的治理選擇：誰決定水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誰承擔了能源轉型的成本。公共媒體不同於商業媒體的價值，正在於此：不只是播報現象，還要持續追問制度責任。

但把這份責任交給公視，同時也必須誠實面對一個結構性事實：公視目前的預算規模與人力編制，長期處於捉襟見肘的狀態，遠不足以支撐一個機構層級的常態氣候報導體系。要求公視扛起這樣的責任，如果沒有對應的資源保障，最後只會變成另一種形式的道德綁架：用公共媒體的使命感，掩蓋文化部與立法院在資源分配上的失職。

問題的核心在於，氣候報導需要的是穩定、可預期、跨年度的財源保障，而非一次性的專題預算，如此公視才能建立固定的氣候線記者編制、投入長期的資料庫與追蹤系統，不必每次遇到風災或熱浪才臨時調度人力。文化部在編列公視預算時，應把氣候與環境報導列為明確的政策優先項目；立法院在審查公共廣播集團相關法案時，也應正視這是公共媒體無可迴避的職責，不是可有可無的加分項目。

台灣近年討論《公共媒體法》修法與公視治理改革，焦點多半集中在董事會組成與獨立性保障，這些固然重要，但同樣值得放進討論的，是公視的功能定位：它究竟該扮演什麼樣的公共角色，以及國家願不願意用實際的預算承諾，支持這個角色被完整實現。社會若期待公視成為台灣氣候新聞的領導者，這份期待就必須轉化成具體的立法與預算，不能停留在每年氣候異常事件發生後的輿論感嘆。

公共媒體的價值，不在於證明「我們也有在做」的門面工程，而在於商業邏輯缺席的地方，撐起社會真正需要的公共討論。氣候變遷考驗的不只是公視的專業能力，也考驗國會與文化部，是否願意把口頭上的期許，兌現成公視真正能夠依靠的制度與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