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麥可‧莫里斯 譯／洪世民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星期天凌晨四點五十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瑞典馬路上的每一輛車都停下來。

在那天早上之前，瑞典的車輛全都靠左行駛，像英國那樣。瑞典在歐洲的鄰國全都靠右行駛，像美國那樣。過去幾年，隨著愈來愈多車輛穿越邊境，狹窄北歐公路上的撞車事故也逐年增加。瑞典民眾不想改變他們的行車方針：公民投票的結果，百分之八十三支持繼續靠左行駛。知名人士也為左行辯護，說那是比較好的交通規則。一如所有社會，瑞典人公認他們的傳統，尤其是其獨特的習俗，就是比替代方案來得合情合理或高貴優雅。畢竟，靠左行駛的習俗可回溯到古羅馬的條條道路呢。

然而，瑞典國會決定，加入鄰國一起右行是審慎明智之舉。他們提前很久就宣布轉換日。政府成立委員會，拿鮮奶紙盒和新奇的內衣褲來大力宣傳靠右行駛，甚至舉辦歌唱比賽。瑞典人知道怎麼做（放假出國的經驗豐富），但仍有很多人抱持懷疑，預期亂象頻仍：左行是一輩子的習慣，是獨樹一格的國家習俗，是歷史悠久的傳統──怎麼可能一夕改變？

改變從上而下

在那個命定的清晨，駕駛人在指定的時間停車，聽廣播等候政府指示。

道路工人和義工趕緊揭露供右行的新標誌和新標線。當政府宣布開始，駕駛人小心開車越過中線來到對向車道，繼續他們的旅程。身為好公民，他們遵照指示。或許正因為大家都戒慎恐懼，事故率掉了百分之四十。往後幾個月，民意大幅轉向，改而支持新政策，原本抱持懷疑的媒體也出言支持。到了年底，靠右行駛已成為人人自動遵守、視為理所當然的習慣了。不出幾年，靠右也成為手扶梯和人行道的習慣。這件從制度變革開始的事情，成了文化理想和文化習慣。

「別懷疑，一小群有想法、肯努力的民眾，就能改變世界。」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說，又補充：「其實，這是唯一發生過的事。」不過，那最後一句話過頭了：有些深刻的文化變革，是從位高權重的菁英開始（例如國會），而非一般民眾。這是由上而下的順序：突如其來的制度變革震驚社群、打亂既有的行為平衡，加快理想和習慣的改變。不只是政治精英，高階主管、校長和教練，都有可能透過干預團體政策與傳統，刺激這種由上而下的轉變。

在瑞典政府宣布轉換日的時候，批評家說那太激進、太獨裁。漸進式的改變不會比較容易嗎？民眾不該有選擇何時加入的權利嗎？漸進的方法適用於很多種類的變革，但不適用於交通規則。不可能允許先行者八月上路、落後者等到十月再說。也不可能這星期機車先改、下星期換汽車、下下星期才換貨車。在人們互相依賴的行為領域，每個人都必須同時轉換。唯有強行實施的制度變革可以迫使人人一同遵守（起碼在被看見的時候）。變革者希望這樣的經驗可以催生出理想和習慣的轉變，或起碼為其鋪路。

（摘自《部落：讓人類分崩離析的文化本能，也可以把我們凝聚起來》，平安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麥可‧莫里斯（Michael Morris）　

文化心理學家，布朗大學認知科學與英文文學雙學士，密西根大學心理學博士。曾於史丹福大學執教10年，並擔任過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及龐培法布拉大學的訪問學者，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商學研究所及心理系。他的心理學研究發現了文化對於認知、傳播與合作風格的影響，以及會影響及改變文化的情境因素與社會經驗。

在學術界之外，他也為企業、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和政治競選活動擔任文化相關議題的顧問，同時也將豐富的經驗結合商學研究，在商學院教授MBA和高階主管課程，內容涵蓋領導、團隊合作、溝通、談判和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