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覺培法師

給人的哲學

從大師口述歷史中，可以看到一個不變的哲學，那就是「給」。在《百年佛緣》內，我們不難看出台灣佛教的演變，在半個世紀前的台灣社會，佛教還是神道不分的局面，光復後歷經「戒嚴」，大師要挑戰專制下不合情理的弘法設限；即使「解嚴」後，社會大眾依然對出家人存在著消極避世的概念；就是發展到佛教蓬勃的今天，來拜拜的善男信女，也還將佛教停留在「求」的階段。到底佛教的人才在哪裡？佛教的希望又在哪裡？這個問題恐怕要從一個「給」字說起。

大師成立佛教史上第一支歌詠隊，只為「給」年輕人接觸佛法機會。青年畢業後需要「給」予工作機會，大師開辦幼兒園，讓青年有一分別具意義的工作，在「給」幼兒教育快樂的童年，也栽培社會未來的中間分子。佛光山的建設，從最早只為了壽山佛學院的空間不足，要「給」學生更寬闊的學習環境。在這一餐不知下一餐在哪裡的窘況下，憑著再窮也要堅持「給」學生一個完善的佛教學院，一生不作經懺佛事的星雲大師，到殯儀館為人通宵念經獲得䞋錢，只為了「給」學生聘請最好的老師，付學生的吃飯、水電費。

為了「給」善男信女吃飽，要建個朝山會館，深怕深夜下山危險，要「給」人過夜，蓋了可供人掛單的麻竹園。莊嚴巍峨的寺廟建築，過去原是刺竹亂麻的深溝，沒有一塊完整的地，為了「給」人行走，大師帶領弟子半天讀書，半天挑石挑土的愚公移山精神，將幾近不見底的深溝填平，只為了「給人方便」。

大師為了「給」人接受佛法，將經書典籍消化反芻，與現實生活作呼應，用現代人理解的語言，極具生活性的故事譬喻，闡述佛陀的真理。為了「給」人親近佛教，各道場於海內外林立，兒童、大專夏令營、勝鬘遊學班、青年禪學營乃至都市佛學院等，無一不在創造給人親近佛法的因緣。早期的雲水醫院，到後來的雲水書坊，更是「給」人免於病苦，「給」人精神食糧。

這逐步逐步的「給」，讓佛教從寺廟走向社會，從山林走入人群，從台灣走向世界，也因為「給」，讓佛教走出了一片新天地。佛光山「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理念，在大師言行中，真是說到做到。而佛教徒也漸漸從「求」的階段，轉為「給」的提升，讓在家居士們也投入關心社會的行列，在醫院、學校從事義工服務，或捐血報恩、環保節能、關懷弱勢，處處「給」人因緣，「給」的其中，帶來妙不可言的喜悅，可說是大師在成就佛教復興的另一個軟實力。

慈悲而無畏

如果說：大師是一位敢向不同時代困境提出改革的「勇者」，倒不如說他是不忍眾生苦的「慈悲」所激發的「無畏」。無論在人我間排紛解難，或向威權者提出建言，有為者亦若是。在無畏背後，靠的是一股強烈的慈悲願心，隱隱推動著他的血脈。

排紛解難，是為了替人解冤釋結；改革創新，是為了揚棄舊社會包袱；奔走於海峽的往返中，只為了兩岸和平。許家屯事件，他思考的是如何留住一個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心；同樣的，他曾經要陳水扁「作全民的總統」，要馬英九「不是馬英九，而是兩千三百萬的人民」；他敢向當權者提醒「百姓的利益絕對大於黨的權利」，有人說他是政治和尚，殊不知真懂政治的人，誰會講出如此不利於自己的語言，說穿了，大師是最不懂政治的和尚，只因為他的心中只有「人民」！在我這個作弟子的眼裡，他才是一位真正置個人榮辱於度外的「宗教家」。

此時，我想起《維摩詰經》寶積菩薩問佛：「如何修習『菩薩淨土法門』？」佛說：「一切眾生界，即菩薩淨土。」也就是說：「哪裡有眾生，那裡就是菩薩的淨土。」維摩大士之後則呼應了佛陀的思想，「文殊師利問：『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意思是說：「菩薩面對一切困難處，那裡就是通往成佛的路。」

我所見到的大師，向人群裡走去，凡有眾生需要的地方，便是他無處不在的「淨土」；又見大師在行佛的每一個困難處，皆轉化為通往彼岸的「成佛之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