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芳銘

苦瓜這麼苦，人類最初是怎麼知道它能吃的？這問題像一場味覺的謎。或許，在古代那個饑荒頻仍的時代裡，生存比口感更迫切。於是，一株株長在田野邊、葉蔓纏繞的苦瓜，就這樣被人拾起、試吃、皺眉，又再吞下，從「難以下嚥」到「可以活命」，成了一種與命運妥協的味道。

一四○六年，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橚，在被流放雲南的日子裡寫下《救荒本草》。這是一本關於荒年裡如何靠野草活命的書。書裡提到，苦瓜可度命救荒，但當時的明人只吃裡頭的紅瓤，也就是植物學上的假種皮。外層那一襲青苦，還是未知的疆域。朱橚這一筆，既是博物之記，也像是放逐歲月中的自我安慰，以筆為犁，以草為民生。

李濂在序言中讚道：「或遇荒歲，按圖而求之，隨地皆有，無艱得者，苟如法採食，可以活命，是書也有助於民生大矣。」這樣的文字，讓人聽見古代皇子對百姓的惻隱之心。千年之後再讀，苦瓜似乎不只是植物，而是一段歷史的氣息，清苦而堅韌，像荒年的生機，也像流放者的尊嚴。

明代的皇室，對苦瓜有一種奇異的好感。明宣宗朱瞻基，朱橚的侄孫，飽富文藝氣息。他一四二七年的畫作〈苦瓜鼠圖卷〉，如今典藏於北京故宮。畫中，苦瓜與老鼠並置，一蔓青翠，一鼠靈動。那正是朱瞻基喜獲長子朱祁鎮的時候。對古人而言，老鼠多子，苦瓜多籽，皆寓繁衍昌盛。苦與甜、荒與豐，在那一筆之間相遇，一如人生的味道：先苦後甘，甘中有苦。

到了明末，約一六三九年，徐光啓筆下《農政全書》裡的苦瓜，已走出救荒的陰影，成了南中人餐桌上的尋常食物。他寫道：「南中人甚食此物，不止於瓤。實青時採者，或生食與瓜同，用名苦瓜也。青瓜頗苦，亦清脆可食耳。」這段話像是苦瓜正式成為「菜」的宣告。人類終於學會不避其苦，而能以心平氣和之心，品其本真。

文人筆下的苦瓜，則有了更多風骨。

到《儒林外史》第四回裡，范進和張師陸拜見廣東湯知縣的宴席上，已能品嘗「柔魚苦瓜」這一道菜。苦瓜登堂入室，與珍饈佳餚並列，這是它在中國飲食史上的華麗轉身。從救荒之物到宴席佳餚，它的命運像極了那些由野入仕的文士，終於被朝堂接納，但仍保留那一絲不合時宜的清苦。

人們說，苦瓜有「不傳己苦與它物」的德行。它與魚、肉、蛋共煮，也絕不將苦味沾染他物。這種「自苦不苦人」的氣度，被稱為「君子菜」。君子自守其節，不妄相干涉他人之味。若植物也有人格，那麼苦瓜大概是那位沉靜的寒士：不爭春色，不炫甘甜，只守著一方清涼苦意，默默度過流年。

若用詩來形容它的性情，也許最像鄭板橋：「一庭春雨瓢兒菜，滿架秋風扁豆花。」這樣的清貧，卻有不染塵埃的高潔。又或像蘇軾被貶黃州時的安然自處：「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苦瓜的味道，就像那種生活的姿態，不是苦行，而是淡定。

從朱橚的筆，到朱瞻基的畫，再到徐光啓的農政與文士的宴席，苦瓜走過了兩百餘年的歷史。它的存在，不僅是植物學的進化，更是文化的隱喻，一種東方對「苦」的體悟與修辭。它提醒我們：苦並非絕境，而是滋味的一端；若無苦，甜便顯得空洞。

所以，當我們在廚房裡切下一片翠綠苦瓜，看著白色籽心透出微微苦香，也許該想起那段遠古的故事，那些以草果度命的黎民，那位流放南荒仍筆耕不輟的皇子，那幅寓意多子的畫卷，以及那些將苦瓜端上宴席的味道。

苦瓜啊，它的苦，不為討好舌尖，也不為迎合世俗。它只是靜靜地，做一個自明朝以來的君子，清苦而自在，苦中有風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