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在以哈戰爭的炮火與廢墟之間，以色列歷史學者伊蘭．帕佩（Ilan Pappé），用平靜而堅定的語調指出西方政治與媒體對加薩慘況的冷漠與掩飾。他在英國《遠景》（Prospect）雜誌的專訪中直言：「在種族滅絕中，沒有兩邊（In a genocide, there are no two sides）。」

這不是煽情修辭，而是他多年鑽研歷史、檢索檔案、傾聽證詞後所提出的歷史與倫理判斷。

帕佩生於以色列的海法，年輕時曾服役於以軍。他與一群被稱為「新歷史學派」的學者，在1980年代取得以色列官方解密檔案後，揭露1948年「納克巴」（另稱「巴勒斯坦大逃亡」）事件的真相。他們挑戰錫安主義建國敘事，指出以色列建國並非單純的民族復興，而是涉及系統性驅逐與土地掠奪的殖民專案。

由於觀點不同於主流，帕佩的地位從學術明星墜落為國族叛徒。他在海法大學任教期間，因支持巴勒斯坦學者、公開呼籲學術與文化抵制以色列政策，遭到媒體與政界猛烈抨擊。不僅被以色列國會點名譴責，部分同儕更汙衊他為「冒牌學者」，並冠以「叛徒」之汙名。他曾經幾乎天天收到死亡恐嚇信，最終於2007年流亡，轉赴英國埃克塞特大學任教。

帕佩主張，以色列的錫安主義計畫，從一開始就是歐洲為解決自身反猶問題所設計的殖民方案，其存在與延續都依賴系統性暴力。他說：「這是一個只能靠武力創建，也只能靠武力維持的專案。」「而隨著抵抗愈來愈強，國家的暴力也愈來愈激烈。」

自2006年以來，他便使用「漸進式種族滅絕」（incremental genocide）一詞描述以色列對加薩的政策。對他而言，這不僅是針對單一戰爭行動的形容詞，更是一種結構性暴力的總和：封鎖、轟炸、斷水、斷電、斷糧，這些政策將一整個族群推向緩慢而持續的毀滅。

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突襲後，以色列的大規模報復行動，使帕佩的語言再次獲得廣泛關注。儘管國際刑事法院與國際法院當時尚未對「種族滅絕」一詞作出最終判定，但帕佩堅持這個用語，認為它是對現實最誠實的描述。

帕佩特別指出西方媒體在敘事上的角色。他批評BBC等機構在報導加薩戰爭時，強調「平衡與中立」，卻忽略暴力本身的高度不對稱性。他批評媒體用語模糊現實：當一方擁有戰機與坦克，另一方被困在無法逃脫的封鎖區域，新聞媒體繼續強調「雙方都有責任」，無異於為壓迫者提供語言上的掩護。

他對歐洲政界與輿論的冷漠也感到震驚；「他們明知道發生了什麼，卻不敢說，這比無知更糟。」

雖然他的立場在以色列被視為極端，帕佩卻堅持自己不是激進分子。「我不認為自己激進。我只是正常人，試圖對抗不正常的現實。」他自稱是和平主義者，但也坦言，面對如此深層壓迫，「不能天真地以為只靠對話與美好言語就能改變一切。」

在《遠景》雜誌的訪談中，他也透露自己仍會返回以色列探親，但每次入境都提心吊膽。他甚至曾在美國入境時遭到國土安全局短暫扣留，儘管他的身分是學者而非抗爭行動者。

帕佩所面對的，其實不只是對國家暴力的挑戰，更是對集體緘默的對抗。他最痛心的，正是那些擁有知識與資訊、卻選擇不發聲的學術同儕：「他們比無知的人更令人失望。」

在這個資訊爆炸卻真相稀缺的時代，他的個人觀點與際遇提醒我們：面對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慘劇的人道災難，是要選擇「兩邊都有錯」的安全說詞，還是勇敢表態譴責與抵制作為加害者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