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佛光山副住持、南華大學榮譽教授）

「安樂死」所引發的問題充分反映出現代人的生死迷思與茫然

本（五）月四日上午，我應蘭陽別院住持妙勤法師的邀請，參加宜蘭「佛祖巡境．全民平安」活動，並且擔任祈福法會的主法和尚。當天下午，於回程的高鐵上，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版上，讀到洪蘭教授的文章，標題為〈以「辭世」面對高齡社會老死問題〉，其內容恰好與本系列的主題密切相關，我先引述該文開頭的兩段如下：

朋友傳簡訊來告訴我《快思慢想》這本暢銷書的作者心理學大師康納曼是去瑞士安樂死的，我聽聞非常驚訝，康納曼是以研究決策制定、認知陷阱著名，所以他拿的是諾貝爾經濟獎，我們一般對經濟學家的印象是冷靜自持，尤其經濟學一向標榜人是理智的動物（大三上郭婉容教授的經濟學原理，一學期下來我只記得這一句話），康納曼教授雖是高齡，但並未聽說他有什麼絕症，他的太太安．崔士曼也是非常有名的心理學大師，晚年失智，但已經走了六年，即使照顧是負擔，這責任也卸下了，那麼，為什麼這位經濟無憂，身體過得去，受到全世界尊重的大學者要想「辭世」？

我用「辭世」沒用「安樂死」，因為安樂死有「不得不」的意味，但辭世不同，辭世是主動的，例如去人家做客，覺得談的差不多應該走了，便向主人告辭，主人可以挽留，客人也可以堅持有事得走。這是操之在我。

讀了洪蘭教授的文章，我不禁深深地感慨，連大師級的諾貝爾獎得主都陷入生死迷思，乃至作出錯誤的判斷，最後竟然選擇錯誤的方法 —— 亦即「安樂死」—— 來了結自我的生命，更何況是一般社會大眾。

洪蘭教授的朋友說，這位心理學大師康納曼是去瑞士「安樂死」的。「去瑞士安樂死」是個極為普遍的誤解，也是我一再努力釐清與辯正的。其實，瑞士根本就沒有通過「安樂死」立法，瑞士所提供的是高額收費的「醫師協助的自殺」，他們將此項「服務」當作一門生意來經營，死一次的收費高達三十萬元新台幣。「安樂死」也罷，「醫師協助的自殺」也罷，都是嚴重的認知錯誤，而且是極為愚蠢的死法，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充分解說了，這裡就不再贅述。

洪蘭教授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本系列文章所重點討論的比利時莫替爾教授的母親，因為憂鬱症而尋求「安樂死」一事，顯然洪蘭教授也看了相關的新聞報導，所以在文章中提及此事，但只是約略地帶過，並未深入探究，我也將這一部分引述如下：

比利時有位教授的母親，選擇用自己的方式辭世，兒子是殯儀館打電話來通知才知道母親過世，結果兒子大怒，告政府違反人權。我看到這個消息時很難過，這母親應該是覺得生無可戀，才會做這決定吧？不知道這位母親幾歲，身體狀況如何，但這兩項並不重要，因為也有絕症的老人拚命求醫，這應該是她覺得人生沒有意義，硬活著也是受罪，不如解脫吧？我們當然不鼓勵自殺，只是想知道人究竟有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死？

很可惜，洪蘭教授沒有深入探究此事，也沒有讀到我的文章，不了解「安樂死」的真相，也不了解比利時「安樂死」的實施狀況與該案例的來龍去脈，而簡單地推測莫替爾教授的母親可能是「有絕症的老人拚命求醫，這應該是她覺得人生沒有意義，硬活著也是受罪，不如解脫吧？」某種程度同情了她的「安樂死」選擇，但是卻忽略了所有背後的相關細節與可能衍生的問題。

接著洪蘭教授再加上一句「我們當然不鼓勵自殺，只是想知道人究竟有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死？」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生命大哉問，這也是現代社會與現代人正在面臨的切身問題，然而，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實際問題卻被忽略了。即使我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死，但是要如何「實現」我們的「死亡權利」，而且「實現的方法」能夠真正彰顯生命的尊嚴、價值與意義，又能夠不違反生命的自然機制，達到生死兩相安的境界，這才是問題的核心重點。

洪蘭教授說：「我用『辭世』沒用『安樂死』，因為安樂死有『不得不』的意味，但辭世不同，辭世是主動的。」我感覺洪蘭教授沒有真正深入了解「安樂死」，而將其概念化，進而提出「辭世」這個婉辭以替代「安樂死」。洪蘭教授談的只是「道理」的一面，而忽略了「事相」的一面。

我們面對生死大事，要盡量避免「執理廢事」與「執事昧理」，而必須「理事兼顧」，才能「理事圓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