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勤筆

在社群媒體的過動症交流園地，看到有病友把公開自己確診ADHD（注意力不足暨過動症）的過程，比喻成同性戀者出櫃，雖然這兩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看到這樣的譬喻後思量一下，就覺得背後的邏輯很有趣，也發人省思。

先說我的經驗好了，當初第一個孩子確診時，我對ADHD完全不理解，哭天喊地為什麼自己會生出ADHD的孩子？希望透過愛的教育改變，讓他變成不是ADHDer，然而過動症與注意力不集中症並非感冒病毒，不會因為治療痊癒，所以當時我的內心像是隱藏一個不可告人的祕密般難受，第一不敢讓婆家知道，怕婆婆覺得我的基因有問題；第二不敢讓父母知道，怕父母親跟著擔憂；第三不敢讓孩子同學家長知道，怕他們叫孩子不要跟我家小孩玩，以免被帶壞上課不專心。雖然這聽起來很像是庸人自擾想太多，但以上三件事後來都真的發生了。

婆婆知道後驚呼：「我的孫子怎麼可能有過動症呢？我們家都沒有這種基因，還是你們家族有？」父母知道後說：「哎呀怎麼辦，這樣孫子長大以後會不會很難融入社會？妳照顧起來很辛苦吧？」同學家長知道後向學校反映：「為什麼班上ADHD的同學這麼多，學校為何不把特殊生集中到同一班，而要分散在普通班影響同學受教權？」

隨後家中四個孩子經過鑑定都確診患有ADHD後，我逐漸從就醫和研究文獻中了解特殊生的輪廓與樣貌，注意力不足與過動症是一種神經生理疾病，患有ADHD的學童在台灣發病率為3%～7%，但其中還有許多疑似生及未鑑定者，與同性戀人口一樣存在許多未出櫃的統計盲區，但無論是同志、過動症、自閉症、學習障礙者、資賦優異者、無家者、新住民、低收入戶等，都是多元社會中存在的群眾。

寫這篇的目的，是希望我們能對不同族群多些理解，也許過去因不了解而產生的偏見就會消失，但願能夠學著直視人性本質，這些外顯的差異都不會是難以跨越的溝渠，當社會眼光的無形之櫃消失，所有人也就沒有選擇躲在櫃子或走出櫃子的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