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怡光（自學教父）

我家老大是Z世代的頭，出生時李登輝剛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當時我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同時讀兩個碩士學位，身旁沒有長輩幫忙帶小孩也負擔不起保母，因此女兒從出生開始就跟我夫妻倆一起從事所有活動，除了我的上課時間，我們3人總是形影不離。

老二是Z世代的中，出生時陳水扁剛當選第一次政黨輪替的總統。當時我們已經移居到台灣，過著一般台灣年輕家庭的生活，就住在爸媽家樓下，經常請爸媽幫忙看小的，讓我們可以帶大的去探索世界。

老三是Z世代的尾，在馬英九第一個任期內出生。她在快3歲加入我們家時，老大已經取得加拿大滑雪指導員的資格，剛獲得伊林璀璨之星模特兒總冠軍，展開她在夏冬兩季南北半球穿梭的滑雪指導員生涯，於是我們家成了有一個中學自學生、一個學齡前的孩子和一個只有換季時才回家換衣服的室友。

因緣際會，老大在COVID-19的前一年去到美國紐約讀美國戲劇及音樂劇學院，後來為了防疫，她移居洛杉磯。然後我、太太、老二和老三為避免被關進COVID-19的防疫旅館內，也就被迫分別住在日本、台灣，全家好幾年都沒有實體見面。

去年老二當完兵後，去美國加州讀聖塔莫尼卡學院，和老大住一起；我和太太及老三則移居日本白馬，共組一個日本新移民家庭。

老三在2028年洛杉磯奧運期間就成年了，屆時也會展開她的獨立生活；當我跟太太又回到一個兩口之家的狀態時，我們要做什麼呢？我倆打算利用未來4年好好的準備自己，幫助日本的家長和學生更認識自學之道。

今年11月我們全家受邀去福岡跟50位關心教育的日本夥伴，就台灣家長從1990年開始推動教育選擇權的經驗廣泛交流。在日本每年有35萬名國中、小學階段的學生，基於各種原因不去上學，他們被稱為「不登校」。

一樣是不去上學，日本的「不登校」跟台灣的「自學」生有所不同。在台灣，自學是有法律依據的，自學生跟學校學生的學習機會一樣，且台灣的高中自學生除了每年可以申請5至6萬元新台幣的學費補助，畢業後還可以免試申請就讀國內外的大學，繼續升學。反觀在日本，不登校是個貶義詞，不但孩子會被貼標籤，家長也會受到莫名其妙的社會壓力，學生甚且無法和上學的高校生一樣享有購買優惠車票的權利。

日本政府和社會對於學校以外的教育認識非常有限，國中、小學階段的不登校學生，多半只能待在家裡自生自滅，教育主管機關除了「輔導」學生回到學校上課，沒有其他的自主學習支持系統。

我來日本之後，認識一個10歲向媽媽提出要自學的孩子，後來因為祖父母反對而作罷。但她沒有放棄，上了中學後更積極向父母遊說讓她自學，並自學英文，自學唱歌、彈吉他、詞曲創作等等，努力地靠自己的能力衝出一片天。另外還有一個中學自學生，請父母買了一台報廢的消防車，改裝成拉麵行動餐車，兩兄弟跟爸爸一起拜師學藝，做出一碗碗好吃的拉麵。還有一個自學生，小學畢業就去陶藝工作室掃地，才20多歲已經成為師傅的嫡傳子弟。

上述這幾個自學生的優異表現，日本媒體都不曾報導，導致社會大眾不知道原來不上學還是可以有一片天。我們家22年前開始在台灣自學、16年前開始在媒體上分享自學經驗、14年前開始向政府請願爭取自學生權益。日本的家長不知如何跟政府爭取他們應有的「教育選擇權」，日本的學生也不知自己擁有「學習權」，日本《憲法》第26條明文規定「所有國民依據法律規定，皆有依其能力接受平等教育的權利」，不應該只因為學生不願意被制約在學校裡而被政府放生。

我們想讓日本社會更了解自主學習的重要性，同時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在海的另一邊的台灣，有許多學生和家長一樣選擇不上學，並且都活得很好、做得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