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正文

亞歷山大．阿斯楚克（Alexandre Astruc）曾說：「電影本來就具有思考的能力，之所以能成為一門特殊的藝術，在於它的確是一種能夠表達任何思想內涵的語言。」

一九七五年上映的《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是捷克移民導演米洛斯福爾曼（Milos Forman）改編後的作品，其複雜意識形態的背景給影片蒙上了一層特殊的光澤；其衝撞體制意味濃烈，似乎給人們帶入更多揣度的空間，換言之，《飛越杜鵑窩》並不只是呈現醫病倫理，更多的意涵是「政治寓言」象徵。

主角麥克墨非是一位特殊的病患，他的神智清醒，是為逃避服刑而裝瘋賣傻進入病院的「正常人」，卻發現病院制度充滿壓抑與控制，猶如白色監獄。病人不准有「個性」，一旦有不同的聲音，立刻會被院方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打發。在一次聊天中，竟然又發現同住的病患幾乎都是自願進來的，他們自認心靈有缺失，為逃避現實生活渴望在醫療中獲得救贖。

裝聾作啞活在謊言

故事細膩的鋪陳墨非在院內的作為，首先他要求把每日播放的音樂聲減弱，再來是拒絕在護士面前服下藥物後才可離開的規定，甚而慫恿大家拔開飲水機。在墨非思想撞擊下，原來安分規矩的病患開始流露出正常人的天性，他積極地介入精神病院內的人際互動，甚而帶著大家外出；他在病院中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他挑戰權威、無憂無懼、他掙脫桎梏、對抗設限，充分展現個人意志。他的自信與無畏，不知不覺成為了病患的精神領袖，病患渴望墨非能帶領他們衝破制度的藩籬，拾回遺忘的自尊，無形中，精神療養院的病患與墨非形成相互依存的關係。

在院方的眼中，墨非是個製造麻煩、腦袋不正常的人，但他與病院裡的同伴真的不正常嗎？其中有段對白發人深省，墨非說：「他們告訴我，我是個瘋子，因為我不像植物人乖乖坐在一邊。」他問同伴︰「你們這些人是怎麼回事，老是抱怨自己受不了這裡，卻沒種站起來走出去！你們真的瘋了嗎？」影片透過墨非與病患的互動、與醫護人員的抗爭，控訴了當代社會人們心智遭到扭曲的現狀，導演再以印地安人外號「酋長」的病患裝聾作啞作為切割，不啻是精采一筆。

害怕衝突選擇緘默

對掌權者瑞秋而言，墨非是位反社會體制搧風點火的異議分子，是挑起內鬥與革命的造反者，因為從她眼中看見的是失序、違規、不服從，她在乎的是群體而非個人，她要病患是貶抑與壓抑的自我，以達到退卻與順服的表現。他們的「上下」關係從未改變過，但可以清楚地發現，這是具有同等意志力、同樣精於謀略的對手較量，就如同我們在職場、商界、政壇，大大小小生存競爭的舞台所見，但顯然兩人不是在同一天平上。

導演除了探討精神病院內原有的人際互動與社會化的箝制外，更透過精神病院的制度隱喻政府的統治，揭露生活於精神病院中的社會弱勢底層，如何擺脫身分與隱瞞汙名，並利用各種曖昧來掩飾嘲諷，藉高壓控制之實行掌控的劇情。

人們往往害怕衝突，卻又鄙夷懦弱；人們常常選擇緘默，卻對畏縮深感不屑；當人們滿懷希望，卻又急於成真實，未必能有酋長自知之明靜而後動的定見。活著畢竟是一種奧妙，是一種學習、學著明晰、學著成長，藉由影片《飛越杜鵑窩》的這面鏡子，能讓人們重新看見自己的內在，看見自己的各種可能性，同時也看見自己的各種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