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湯崇玲

好友痛詈某作家專好寫性，寫到一把年紀還色心不改。我不敢義正詞嚴地附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吾等雖未好色若彼，但貪欲仍是無所不在伺機而動。

不禁自問，難道人類注定與超越性的「崇高」無分，只能做形下世界的奴隸而別無出路？

被瘂弦稱作「當代美文大師」的張秀亞（一九一九～二○○一）卻說，「崇高的庸俗」是她生活及寫作的理想。

什麼是崇高？朗吉努斯在《論崇高》中指出「崇高乃是偉大心靈的回聲」，崇高與宗教性的莊嚴、敬畏與自我犧牲精神相連，因此苦難中靈性與境界的昇華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就張秀亞而言，崇高具現於她嚴肅的寫作態度。

她以為創作屬靈智的活動，「是以作者的心靈面對人類的心靈，再訴諸讀者的心靈，他所能及的以及他所面對的對象是如此的崇高，一點點的輕忽與鬆懈，都是褻瀆了這份神聖莊嚴的工作。」張秀亞不只期待寫出人類的苦悶、精神上的癥結，更想寫出人類對於愛的呼聲、對於真理的愛慕與飢渴。

那麼庸俗呢？這並非指世俗或媚俗，乃是作家的生活日常。張秀亞自詡為美的拾荒者，她熱愛大自然與藝術之美，書房北窗外的日影、清蔭、一花一葉、一書一畫，都讓她為之醉心，也是她哲思散文的泉源。以其名作〈水之湄〉為例：

溪水告訴我不息與永恆。

是的，在晴朗的日子，它流；在風雨的日子，它也不改變它的行程，它每日的走著它正當的路子，它所經之處，灌溉了近邊的花、樹和菜畦，帶來了美與愛。在那琤琮的聲音裡，我聽到了：

逝者如斯！

我聽到了永恆。

藉著謳歌自然，而使手中的筆「閃爍出一點理想的微光」。這也就是張秀亞之所以在〈歌詠自然的詩人〉論陶淵明對自然僅達「適我」，不若英國詩人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因著對自然的威靈與敬畏，而昇華到對造物主產生感激的神聖之愛，甚至在一朵不起眼的小花中也能領受無涯無際的大愛，進而「自其中發現生命的法則、創作的源泉」。

有人批評張秀亞作品背離現實，只見世界光明面，其實這不是作家天真，而是痛苦中勇敢的抉擇。

經歷婚變、世變與國難「悽愴的三重奏」，張秀亞獨力帶著兩個孩子來台並撫養成人，她當然不會不知道什麼是苦酒。但她不願因苦難而墮入尖酸與偏執，她選擇「平靜地摘取生命樹上悲哀的花朵，並欣賞它的美麗與芳馨」，她更祈求勇氣，以自己做榜樣，「平和、寧靜、無怨、無瞋，像那路邊的松樹，山頂的白雲，依草的花片一般，在生存的一剎那，展現出詩與真來」，力求與那樹那花一起謳歌生命。

因此，張秀亞儘管繼承五四美文傳統，但她的美絕不是軟趴趴的浪漫之作，而是在艱難中所結出的甘美果實。

在生命最絕望的時刻，張秀亞翻譯《聖女之歌》，「一闋嘹亮的聖女之歌，滌盡我一腔悲鬱，我想到蘇雪林女士譯的聖女德蘭繖（今譯作「聖女小德蘭」）傳中的兩句話：『荊棘愈尖愈利，歌聲愈柔愈和！』」書寫拯救了張秀亞，生命的苦杯非但沒有擊垮她，反而讓她領受天命─「我願為了一個高貴的理想，而燃燒盡我自己！」

近七十年創作生涯，著作等身，作品涵蓋詩歌、小說、散文、論述與翻譯達八十餘部，誠如作家所願，「在有生之年，做一點肯定生命價值的事，庶幾不負上主造我、父母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