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破浪

日前有位編輯問起我：「為什麼台灣電影的票房這麼破？」令我想起近日幾位對電影充滿狂熱的朋友幾度討論起：「台灣有真正的左派嗎？」

黑幫份子役所廣司拉著前來找他理論的幫派大姐，在只有他們兩人的酒吧裡高歌到血脈賁張、眼眶含淚；他告訴小女生那年代是多麼教人懷念，那年代的人是多麼肉骨堅硬！役所廣司在這部《24小時援助交際》（1999）所唱的，正是被所有左派人士奉為「聖歌」的「國際歌」。

台灣電影近十年來，票房慘敗到只占全台電影總票房不到百分之二，箇中原因非常多。正巧今年有部台灣電影《牆之魘》也在片中高唱「國際歌」。剛下片不久的《牆之魘》，雖然頂著去年印度國際影展最大獎的頭銜，台北票房卻僅僅28萬。役所廣司的左派回憶台詞，教我們把台灣電影在票房上的慘敗，重新回歸到「人本身」來思考。

撇開《牆之魘》的資金、劇本、攝影、導演、宣傳等一連串諸多缺失造成票房上的慘敗不論，我們從役所廣司的左派身影發現，《牆之魘》最根本的問題更在於，其完全傳達不出那個年代的左派人士一身的「堅硬肉骨」！

許多人把台灣電影的悲慘票房歸咎於「藝術性」，這套說詞其實既不了解藝術，又不能透視台灣電影真正的體質：原來，近20年來，出現在有「英雄媒體」綽號的電影中的台灣人，放眼望去儘是一票軟趴趴的角色與肉體！

原來，近20年來，盤繞著「藝術」頭銜的台灣電影，半點也沒能撩起「真藝術」對現實世界的「左派激情」！《牆之魘》中，游安順飾演的阿義每天慷慨激昂唱「國際歌」是唱假的—8年來，他為左派理想做的竟是每次被審打，就供出自己的同志；20年前的《悲情城市》，公然舉起了二二八大旗，身處國民黨破軍壓境台灣的大哥陳松勇，不僅沒像自己的老爸保鄉衛民，甚至死得像一隻木雞。

襲捲全亞洲的韓劇《大長今》殺青後，韓國電視特別節目中大開慶功宴，主持人說：「這部戲振奮了當代的韓國人！」回首20年，又有那一部台灣的「藝術」電影，曾經帶給我們這樣一股激情與力量醰

2‧浪漫

游安順在《牆之魘》跟他的導師蔭山征彥，每天早上都會有一次的「早餐會報」。在這段你儂我儂的師生時段中，游安順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對著那面偶像之牆高歌一曲。因為是左派人士，因為要共享「念力」，所以游安順就唱左派的聖歌—國際歌。

共產思想由德國人馬克思所發明，蘇聯人把思想進化成「政黨」，但「國際歌」的作詞與作曲者都是法國人，前者是Eugene Edine Pot-tier（1816-1887）、後者是Pierre Degeyter（1848-1932），可見法國人很早就把左派思想當做人生最浪漫的事情之一：不僅拿來思考，甚且還為之引吭高歌。

3‧流浪

1912年，蘇聯歷經轟動世界的「十月革命」後，以「國際歌」做為暫時的國歌。1944年，蘇維埃政府廣徵國歌作者時，最後卻從200多名競爭者中選出了「牢不可破的聯盟」，取代「國際歌」成為蘇聯國歌。

「國際歌」繼續周遊列國。妙的是，1926年，當時中國的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政治部，把「國際歌」從俄文翻成中文，還印行傳單，希望藉由歌詞鼓動「被壓迫的人們起來反抗（軍閥）」。

其實奉蘇共為祖宗的中國共產黨，早在1923年，就由後來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任總書記瞿秋白，從俄文轉譯過來。中國共產黨後來乾脆就把「國際歌」做為「黨歌」。2003年6月6日，曾慶紅以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布通知，以後絕對禁止唱、奏「國際歌」。Why？

答案出在21世紀的中國人民，在歷經近20年的改革開放後，「民（主之）」智大開。從2001到2003，中國鬧過多次礦工為爭取自己福利的大型抗爭活動，人民在高唱「國際歌」聲中，高呼「打倒官僚階級！」曾慶紅因此下令禁唱—這些抗爭者專挑「國際歌」中的鬥爭之詞來唱：「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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