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為了向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租借場地開演唱會不遂，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大嘆「世態炎涼，我卸下市長不到三個月，人家就不讓我在那裡辦了」，並暗諷「通常這種事件，太監就解決掉，不會到皇上那裡」，指責台北市長蔣萬安的意味非常明顯。

然而北流董事長黃韻玲隨即發文回應說，「北流場地租借相關限制與規範」規定，活動優先提供給流行音樂類或文化藝術類活動之租用，亦明確規範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以及涉及政治議題或宗教佈教。而文化局長蔡詩萍則指出，規範是在柯文哲任市長的時候訂下來，沒有特別待遇。

從表演藝術活動場所的規範來看，當初柯文哲所訂定的「場地租借相關限制與規範」是正確的。這是由於台灣有太多政治活動了，而且政治人物的權力無所不在，無所不包。設若台北流行音樂中心開了政治活動之門，光台北市議員在選舉之前的造勢活動，就可以統包兩三個月，更不必說總統大選了。如此一來，北流將失去其存在的意旨與內涵。更何況表演藝術家一定抵不過政客的權力，他們搶不到表演場所，那麼，當初設立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的意義何存？

這是很容易想像的場面：本來是獨立樂團、年輕作曲家、年輕樂手表演的場所，一旦變成政客可以來辦造勢的場子，到時候一個本來充滿音樂氛圍的地方，變成喊著「當選當選」口號的街頭造勢，那是什麼模樣？

而台北流行音樂中心本就是為了讓年輕的樂手與樂團，有一個可以被看見的地方，是他們可以向音樂世界進擊的出發航站。然一旦柯文哲可以來辦演唱會，整個音樂為主體的特色就混亂了。只要以唱歌為名，就可以假借開演唱會，來辦真造勢，那以後是不是高嘉瑜、游淑慧、王世堅等諸多有權勢者也都可以來辦演唱會，造勢兼募款，這個音樂中心，會不會變成政治人物唱ＫＴＶ，帶自己的群眾來吶喊造勢的政治場？

你只要一想到某個五音不全的政客，在台上高唱〈愛拚才會贏〉，然後台下是一群支持者在喊著「凍蒜凍蒜」，那是對表演藝術多大的羞辱！對音樂家多大的嘲諷！以後，還有哪一個音樂家會想來這種地方呢！

沒有人能否認，每一個藝術表演，都可能隱含著一定的意識形態，一定的文化意涵。但意識形態即是思想，它並不等同於實際的政治活動。因此在政治與藝術之間，仍有一定的分際。分際的界線其實不難區隔：只要看表演的主旨、表演者是藝術家是政治人物、表演的內容是以藝術還是以政治，就很容易分辨了。柯文哲要來辦造勢兼募款，這樣的活動，怎麼可以通過呢！

北流董事長黃韻玲是柯文哲時代就任命的，她在流行音樂界有非常好的評價和堅持，平時也熱心公益，願意無償為公益團體獻唱，甚至作曲、編曲。像這樣無私的音樂家，被稱為「太監」，這也未免太不該了吧！

把藝術還給藝術，讓政客去街頭搞政治，別把政治髒手抹在藝術殿堂上。這一點，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