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賽萊斯特‧阿爾巴雷 譯／嚴慧瑩

戰爭結束，歐狄龍回來了。他毫不猶豫地安頓下來，我們完全沒有談到離開或是留下的事，我們知道沒有任何事能拆散我們和他。可憐的歐狄龍患了低白蛋白血症，是普魯斯特先生來張羅治療事宜。我呢，這些年從未生過病，只除了一次，應該是在一九一七年西班牙流感肆虐的時期，那時死了好多人。我記得我發高燒，滿身大汗，渾身無力。我的狀況很糟糕，普魯斯特先生立刻看出來了：

「怎麼了，賽萊斯特？您累了？我覺得有點不太對勁？賽萊斯特，如果您染了什麼病菌，對我們可不是好事。您若生了病，就請比澤醫生過來一趟吧。」

我的雙腿就像斷了般，只好躺著，站都站不起來。孤孤單單一人病著，感覺真悽慘。我流了滿身大汗，之後就覺得好多了。

就是在那時候，普魯斯特先生買了一個非常昂貴的盒子，用來消毒所有器物。普魯斯特先生深怕染了什麼病菌，那對他就會有致命威脅。他這點是承自於他霍亂和瘟疫專家的父親。而我必須把收到的信件放進盒子裡消毒，普魯斯特先生認為這樣還不夠，所以他開始戴著手套讀信件，有時甚至接待來客時也戴著手套。

普魯斯特先生的姑媽並未先告知，就把豪斯曼大道的公寓賣了，我們只得搬家。找新住所十分困難，有的沒電梯，有的地段不適合，有的太吵雜，有的離塞納河太近：「我不喜歡塞納河上的霧氣！」有的又太靠近環城火車道：「火車經過！啊，這我絕無法忍受！」最後我們終於搬到阿姆蘭街（rue Hamelin）四十四號，公寓和豪斯曼大道那間很像，但比較小，陳設簡單。普魯斯特先生把這裡視為暫時落腳之地。

普魯斯特的魅力

生活又回復正軌，普魯斯特先生重拾以往的習慣。唯一不同的，是他愈來愈少出門，愈來愈投入寫作，愈來愈不停地說：「我的時間緊迫，賽萊斯特。」我的姊姊瑪麗也搬來這裡，幫忙我採買和家務事宜。那時，普魯斯特只和身邊我們這一小圈人相處，他和我們在一起感到很放心，幾乎像家人一般。他認識我們家裡的人，甚至還有歐狄龍的姊姊雅蝶，戰爭期間全巴黎都缺糖的時候，都是她帶糖來接濟我們。

一九一九年，《在少女們身旁》（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出版了，普魯斯特先生在書上親筆寫給我：「給我八年來忠實的朋友，事實上她與我的思緒如此有默契，我必須稱呼她為我永遠的朋友，我很難想像我不是已經認識她一輩子了。」我納悶他何以送我這麼精美的書，我連書架都沒有。他書中有一幕提到我姊姊和我充當送信人的角色，我想他這麼做是謝謝我們的一種方式。

普魯斯特先生以前在出入沙龍期間，在豪斯曼大道宴請的舊識們也會來到阿姆蘭街，很多人都想來見他，我充當屏風擋客。「可以見見先生嗎？」「我可以去他房間嗎？」我便跑去問普魯斯特先生。天知道他們花了多大力氣想見他︱︱為了遷就他的作息時間，往往待著直到晚上十點、十一點、甚至半夜一點才見得到。這是他的魅力使然，他身上有一種精神上的君王氣息，像太陽般的吸引力。

（摘自《普魯斯特先生：貼身女管家的口述回憶，法國文豪普魯斯特逝世百年經典插畫紀念版》，菓子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