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唐紀九》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缺）；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安定），此乃朕之甲兵也。』

我們不知道，當朝宰相房玄齡為什麼向唐太宗奏報兵器數目，但我們相信，如果換了一位皇帝，在聽到府庫鎧甲兵械等數量超過了前朝，大概都會滿心喜歡，因為有太多的皇帝迷信武力了。但就因為唐太宗是一位思惟方式有別於他人的皇帝，所以，他才會說：「隋煬帝的兵械難道還不夠嗎？最後還不是丟掉了江山！如果你們盡心竭力，使百姓生活安定，這就是朕最好的兵械。」

唐太宗一語道出了他非同尋常的理論：一個國家穩固的根本，乃君臣是不是同心，老百姓生活是不是安定。如果君臣同心，自然力能斷金；如果老百姓生活安定，那麼國家自然就能太平。

歷代封建帝王大多迷信權力與武力，對於人君們來說，僅僅是擁有「天子」的名號，就能鎮住不少人；若再擁有龐大的軍隊、先進的武器與裝備，更讓一些人真以為自己能夠為所欲為。但是，他們犯下了一個十分嚴重的錯誤，那就是如果「人」出了問題，名號與武力都沒有用。

就隋煬帝來說，因為隋文帝打下的堅實基礎，使得國力相當雄厚──據歷史載，隋朝覆亡之後，人們驚訝地發現，國家倉庫裡的糧食全國百姓五十年都吃不完；隋朝的軍隊也曾經十分強大，征服了四夷，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但是，隋朝在「人」的問題上處理得很糟：兩代皇帝亂殺朝臣，讓做臣子的人人自危缺少安全感；老百姓則因為大規模的工程建設以及過度的征戰、役使，怨聲載道，最終讓很多人選擇了嘯聚山林。

或許，正是因為包括隋朝在內中國歷朝歷代的經驗總結，讓唐太宗在對待臣子與百姓的問題上，要更為理性和明智一些。

比如說，哪怕是從前政治上的死敵──前太子與齊王府的舊臣，在他坐上皇位之後也能夠不計前嫌，並根據他們所長予以重用；這其中，魏徵與王珪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而他「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語，更是為後人津津樂道，這反映的是唐太宗對百姓的高度重視。

當然，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並非僅僅嘴上說說，而是將它們落實在行動上。比如說，唐太宗在位時（至少魏徵仍在世的很長時間裡），絕少大規模的基本建設與征戰，讓老百姓得以休養生息；也正是因為如此，方才能夠引領國家走向繁榮，社會空前穩定。而這些，不正是「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乃「朕之甲兵」的最好證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