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名敦

穿越題材，放在現代的影視行業來看，早已不是新鮮事。無論是誤打誤撞穿越回古代，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又或者企圖改寫歷史、扭轉歷史發展的政治奇想，都已經被收編至編劇的筆桿下。

但是，如果不帶著特定目的，純粹旅遊觀光，在返回古中國的列車裡，你會想在哪站下車？

曾經有一個非官方調查做過相關的統計，結果顯示「唐朝」高居榜首。先不論這項調查背後的來源依據、年齡層或教育程度，單就我一個長期從事中文教育的教師來看，「唐朝」也是我的首選。

對一般人而言，唐朝就是個詩的黃金年代，詩仙李白、詩聖杜甫，他們的作品至今仍琅琅上口。因此，印象中的唐朝，是美的、是靈動的、是飄逸出塵的、是刻骨銘心的。儘管我也是李白杜甫的粉絲，但我對唐朝的印象卻不始自「夜來風雨聲」或「星垂平野闊」，而是一段充滿教訓感的小故事。

唐初重臣魏徵病逝後，唐太宗曾經在臨朝時對眾臣慨嘆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這段編排於《舊唐書‧列傳第二十一魏徵》的史料流傳極廣，甚至還作為早期基礎道德教育的必選材料。

記得我首次讀到這則故事時，心裡浮現的魏徵形象，那可是既英偉又光明。不過，年紀稍長後，愈發覺得太宗的這面「鏡子」固然光可鑑人，但願意直面真相、禮賢下士的太宗更加不簡單。或許，正因為唐太宗沒有迷失在登上九五、大權獨攬的自我膨脹中，他開創了一個有風度、雅量、格局的貞觀年代。

當然，「貞觀之治」的成功，絕不可能僅靠君主的聖明，良臣猛將的大放異采，與前者相互成就、相互依賴。

玄武門之變後，太宗上位，預備封賞有功之臣，但作為太宗叔父的李神通並不滿意這項行政命令，「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其實，這樣的異議幾乎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都會遇到，畢竟人很容易站在自己的視角思考問題。李神通貴為淮安王，向來支持太宗，又為唐朝立下不少汗馬功勞，自然不服氣太宗「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第一」的決定。

作為一個優秀且成熟的政治家，必然深諳人性。我想，太宗肯定知道分割利益時的難為之處，否則他也不會主動對底下的一干功臣說：「朕敘公等勛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因此，面對淮安王的質疑，太宗也許早已準備好對策與說詞：「今計勛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耳。」

以力服人，是強者的行徑；以德服人，是仁者的道路。太宗當然可以乾綱獨斷，但從這場利益分配的大戲來看，展現統治者的度量與智慧，才能用更高的格局服人。

有人問：「大唐為什麼大？」銅鏡的光、股肱之臣的力量自然是中流砥柱，但願意照照鏡子、知人善任的君主，他胸懷所含藏的，是一個偉大的時代。